明清时期与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

马祖毅（1986）^[24]将东汉至唐宋时代的佛经翻译作为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而将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定为第二次翻译高潮，将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定为第三次高潮。这同样也是间接翻译现象大面积出现的高潮时期。

生产力的提高带动经济发展，对外交流扩大和深化，明代西学东渐带来的震惊，激发了中国人的好奇心与对知识的渴求，启发了救亡图存的有识之士。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迫切需要引进和接受西方现代思想。而当时社会现状在翻译人才、经济条件、政治情况、思想文化上存在空白，无法满足社会历史语境提出的要求，加之翻译时效性的需要，在这个矛盾之下，通过间接翻译译介西学的情况更为普遍。

其中，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后是经由日语间接翻译的高潮。赴日留学的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了解到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思想文化等知识，并通过间接翻译介绍回中国。根据佘协斌和陈静（2004）^[25]的研究，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曾创办著名的《译书汇编》，刊载过许多欧美的学术名著，包括美国伯盖司的《政治学》、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英国约翰·穆勒的《论自由》、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这些中译都是经由日译本的间接翻译，而不是直接从英、法原本翻译而来。

根据郭延礼（1997）^[26]的统计，“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近代翻译文学家中属日本留学生者约占全部翻译家（指已查清身份的翻译家）的三分之一”，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大批近代翻译文学家不仅向中国译介日本文学，还通过日语间接翻译了英、美、法、德、俄国等国家的作品。

经由日文间接翻译西学典籍如此普遍，不仅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派遣大量留学生赴日留学，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正面临列强的威胁，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量译介西方书籍，取得了巨大成就，成功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命运。中日文化同根同源，较为接近，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人大力提倡从日文间接翻译西方书籍，认为这样比从英语直接翻译更加便捷，效率更高。^[27]

此外，罗列（2014）^[28]指出，在这一时期，尤其是“清末的翻译实践中，译作发表时没有注明原作和原作者，只标注译者名的情况很常见，至于间接翻译所经由的中介文本和译者，更是处于隐身或被忽视的状态”。这种不标注原本信息的倾向极大地加大了间接翻译的研究难度，表明翻译在当时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急需引进外国文化时的技术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具备时效性和实用性的间接翻译自然备受青睐，人们对间接翻译的容忍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