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汉语虚词的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研究历史上是享有盛名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如果说印欧语的形态变化是其语法表现的主要手段，那么虚词的运用就是体现汉语语法意义的最重要的载体。我们不能说因为汉语和英语都有虚词，就断言虚词运用不是我们汉语的特点，问题不仅仅在于“有无”的区别，还在于其差异和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虚词数量的多少；（2）运用频率的高低；（3）语法意义精细程度的深浅。

有些人一直不承认汉语有语法，认为汉语只有修辞，没有语法。这从本质上讲，是以印欧语作为模板来看待汉语，他们认为，汉语几乎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所以推导出一个极为荒谬的结论：汉语没有语法。当然，我们确实没有那种以形态变化为标记的语法，但是问题在于：语法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形态变化。汉语当然有语法，但是它并不依赖于形态变化，而主要使用虚词、语序、重叠等其他语法手段，尤其是虚词特别重要。形态和虚词，两者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无所谓高低之分。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迎来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波高潮，虚词研究同样也是硕果累累，其表现主要有五大特色：

第一，对重要的高频虚词展开了深入的卓有成效的探讨，描写相当精细、准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语义诠释、近义反义比较、结合上下文语境等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并且涌现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论文。其中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陆俭明与马真伉俪，例如“‘还’和‘更’”（1980）、“‘更加’和‘越发’”（1981）、“说‘也’”（1982）、“说‘反而’”（1983）等。

第二，对虚词开展类别性集中扫描研究，这是虚词研究深入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因为类聚的比较研究才能真正解释各小类内部各自的共性与个性。比较引人注目的，有胡明扬对语气词的研究，傅雨贤及周小兵和李炜对介词的研究等。

第三，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了虚词新的思路。其中，沈开木、胡树鲜、刘宁生、邵敬敏等关于副词“语义指向”的研究，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们所揭示的规律与解释不仅对副词语法意义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而且对句法结构其他问题的解决也有启迪意义。

第四，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虚词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尤其对“比较”这一方法有深邃独到的见解。代表作是陆俭明和马真伉俪的《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对虚词的意义和用法进行了独具慧眼的分析。

第五，出版了若干部集大成性质的虚词词典，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由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0；增订本，1999），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之作。与之媲美的则为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和1957级合编的《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1982）。此外，景士俊《现代汉语虚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汉语虚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也都具有一定特色。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虚词研究开始趋向平稳，人们似乎在回顾，在审视，在检讨，在总结以往近20年的有关研究，显然在寻找新的突破口，准备新的冲刺，实施新的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