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启示
1990年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XY”的学术研究风格及创学派意识》（《汉语学习》1990年第6期），指出XY当时许多提法明显走在全国语言学界的前列。这主要是三点：
（1）强烈的创新意识。
（2）对“解释”的自觉追求。
（3）多姿多彩的多元研究。
XY的活动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历史上留下了可贵的值得纪念的一页，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学术发展具有不少有益的启示作用。
启示之一：我们必须有对语言学事业的一种献身精神。
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需要有一个交流研究心得的平台，需要尽快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需要尽快跟国际接轨，需要尽快地脱颖而出。所以，我们愿意每月骑车、乘车赶到一个地方进行交流，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甚至于自己出钱出力自编杂志，包括印刷、装订、寄发《现代语言学》。坦率地说，正是这一点执着和精神感动了许多人，包括我们的老前辈。结果，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王维贤等许多老先生都纷纷解囊，捐钱资助。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对语言学事业的献身精神。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人是不能没有一点精神的。我们自然要赚钱，要养家糊口，要改善生活，但是，同样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的责任感。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必须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启示之二：我们必须有排除各种困难的坚定决心。
客观上，我们存在许多困难，比如有人工作忙，有人路途远，有人经济困窘，等等，这些都还容易克服。最挠头的是有人风言风语，不理解我们。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还是有一些人不仅不支持，还在背后讲了一些风凉话，有个别老先生甚至关照自己的学生不许参加我们的讨论会。也有人不但泼冷水，还泼脏水。流言蜚语，甚嚣尘上。什么“这些人迫不及待想出风头”“想成名成家”，甚至于还有个别人说“他们想抢班夺权！”事实证明，这些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当时我们听到这些议论，也很气愤，但是我们并不泄气，并不计较，而是更加用心，更加努力。我们要用铁的事实回答那些不理解、不支持我们的人；也要用进步和成果来向世人证明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启示之三：必须有一个有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并且热心为公的核心。
首先这是一个松散的学术沙龙，来去自由，也不需要交纳会费，也没有领导班子。尽管1989年之后根据民政厅的要求，必须进行登记，但是其实也不是严密的组织，到底有多少会员，不知道，所谓的会长副会长也是自封的，从来也没有举行过所谓的选举，也没有章程，也不交纳会费。但是我们能够坚持多年，靠的就是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组织上比较松散，但是精神上相对紧密的核心。它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1）热心；（2）坚强；（3）不谋私利；（4）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这可以称之为“现代语言学的核心成员”。
启示之四：必须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对语言学有自己的超前思考。
当时，我们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理念。例如：描写与解释的关系，强调不仅要描写更要解释。例如：事实与理论，不仅要事实，还需要理论的追求。例如如何处理“创新”与“务实”。这些观念在当时都是比较前沿的。我们有时还有激烈的辩论，例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以哪个为主？再如我们跟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语言学”的大辩论。尽管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却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增强了我们的现代意识。
启示之五：必须有自己的发表园地，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
《现代语言学》开始只是油印的，后来改为铅印的，一共出版40余期。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在全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其中几乎一半论文后来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有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如鲁川的《语义角色》，刊登于我们杂志的头版头条，引起了《中国语文》编辑部的注意，而且还邀请他参加了语言所主办的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再如陆丙甫的板块结构理论最早也是在这一杂志发表的。本人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理论阐述刊登于创刊号，后来不仅全文发表，而且也是我的《汉语语法学史稿》的导论。
启示之六：必须坚持多元意识，允许各种不同的流派、观点的交锋、碰撞。
《现代语言学讨论会》不是一个学术流派，没有完全相同的学术师承和理论背景。成员也是五花八门，不仅专业各异，而且师承不同。所以“多元”是必然的选择。尽管我们的辩论可能很激烈，但是我们能够和平共处。而且由于学术观点的碰撞，推动了我们的学术进步。一言堂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多元互补是唯一的出路，也是XY得以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