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
风是引发各种疾病的始因，但是只要精神安静、意志安定，腠理就能闭密，阳气就能卫外，即使有大风苛毒，也不能造成伤害。这是顺应四时气候变化规律来养生的结果。
中医学认为风为百病之始。举凡寒湿燥暑风火各种致病邪气莫不皆因风邪而侵入人体，所以说风为百病之始或风为百病之长。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强调的，人与各种致病邪气是共存的，邪气能否发病在于正气的强弱。人体的阳气如同卫士护卫在体表，人只要清静，无过劳烦扰，则腠理闭而阳气固，虽有大风苛毒，弗能害之也。所谓清静，即因四时之气序。“因时之序”在本篇出现了两次，是《内经》养生和治疗的根本原则。因四时之气序即《四气调神大论》应春气以养生，应夏气以养长，应秋气以养收，应冬气以养藏。违逆就会生病，从之则苛疾不起，顺应自然，这就把握了四时清静之道。
“因时之序”，因顺自然之道是我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这一思想观点为中医学所接受并加以运用发展。《说文》曰：“因，就也。”段玉裁注曰：“‘就，高也。’为高必因丘陵，为大必就基址。故因从囗大，就其区域而扩充之也。”“因”字的创造源于古人在自然基础上，为了自身的目的对外物加以改造的实践活动。外物自身的特点是人类改造活动的条件和根据，所以“因”原本的意思是依靠、凭借，作“原因”讲是引申义。因论思想的产生与我国古代先民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是先人实践智慧的结晶。据《吕氏春秋·贵因》记载：“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可见，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无论成就什么事业，除了主观的努力之外，还必须借助外力，依据事物的本性才能获得成功。
先秦诸子百家基本上都对“因”的重要作用有所了解。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殷礼、周礼是根据之前的夏礼、殷礼损益而成的。孔子在谈到“惠而不费”时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当政者惠民而不需要耗费国家的资财的方法是因顺人民所欲求的利益而使之获利。儒家的孟子和荀子同样对“因”也非常重视。孟子说：“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荀子说“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兵家作为战争实践的实际参与者，对“因”在战争胜利中的重要意义更有着深刻的领悟。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在先秦诸子重“因”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黄老道家在继承老子思想的基础上，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对因论思想做了系统的论述。稷下道家提出了“静因之道”的认识论思想。《管子·心术》曰：“天曰虚，地曰静，乃不忒。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稷下道家认为，自然的本性是天虚地静，这样天地运行的秩序才不会出现差错，人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只有效法天地的虚静，而不用强力和私智，才能获得合乎“物形”的“当名”（正确反映事物本性的概念）这一正确的认识。在获得“当名”的过程中所运用的认识方法就是“静因之道”。“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到了《吕氏春秋》将《管子》的因论思想从认识论发展为方法论，从而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吕氏春秋》作《贵因》专论，从“三代”讲起，禹、舜、汤、武都是因为深谙“因”论之道而成就事功的。所以说：“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推而广之，《吕氏春秋》认为：“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所以说“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可见，《吕氏春秋》已经把“因”理解为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了。
《内经》虽然没有关于因论的具体理论阐述，但因论思想的基本内容却渗透在字里行间，因论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成为《内经》作者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观念，并根据医学的特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对于因论的重要意义，《内经》作者与先秦诸子一样是有着深刻的理解的。《灵枢·逆顺肥瘦》说：“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少用甚至可以不用人力就能够达到人类的目的。
《内经》作者将因论思想运用于医学领域，发展为“因顺自然”的养生之道和“因势利导”的治疗原则。中医学认为维护健康的最好方法是未病先防的养生之道，而不是既病之后的用药治疗。因为这时疾病已经成为一种坏的现实性，即使能够治愈也已经对人的健康造成了伤害。任何现实性无论是好是坏，总是从可能性发展而来的。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阻止坏的可能性向现实性的发展。这就是中医学崇尚养生之道的根据，这是中医学的高明之处，是我们祖先高超智慧的生动体现。中医是以养生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的。人类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人类虽然是到目前为止自然界进化的最高阶段，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是以自然界为其根基的。在《内经》看来，天地四时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人类必须在深刻认识自然的基础上，以自然为基础，顺从而不是违逆自然，取其利避其害，才能达到健康长寿、长生久视的目的。因此，“因顺自然”就成为中医学养生之道的一个重要原则。
疾病作为一种对于人来说的坏的现实性必除之而后快，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如何除之？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根本思维模式不是西医式的对抗性的而是调节性的。鲧堙洪水的惨败，禹疏九河的成功告诉我们的祖先解决问题绝不能仅仅依据表面现象进行对抗性的处理，必须根据事物本身的特点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由此而逐渐形成了中国人因势利导的思想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运用于包括中医学在内的各个领域。所谓“因势利导”就是根据事物的客观形势，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之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对事物客观形势的了解，客观形势包括事物自身的特点、规律及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等内容，是在人的主观之外的东西，不会自动地呈现在人的面前，必须运用人的认识能力对事物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才能把握。这是一个艰苦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只有对客观形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才可能有对事物的“利导”，否则将一事无成。就中医学来说，对病因的研究成为医家的首要任务。只有对病因的正确认识才能施以正确的治疗。我们之所以把造成疾病的各种条件称为“病因”，从语源学上说就是由表示处理方法的“因”（依据、根据）逆推而来的。只有了解了客观的“因”（事物之因），才能有主观的“因”（依据客观之因而行动）。由此，中医学对病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建立了相当复杂的病因学理论。正如《疏五过论》所说：“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因论思想是《内经》的哲学方法论层次的基本学术思想之一，贯穿于《内经》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医学较之其他医学的独具特色的思想之一。正如《吕氏春秋》所谓“因者无敌”，《内经》也把是否懂得“因”的道理看成决定医疗成败的关键。《疟论》以治疟为例，引用古经的话说：“故经言曰：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谓也。夫疟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逆也。”这是说，在病邪正盛时进行治疗必然失败；趁着病邪衰减时施治，必有好的结果。以疟疾为例，疟疾未发时阴阳未并，趁此时机调治，“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所以医工不能在疾病发作时治疗，因为此时处于气逆的状态。因论思想也受到了后世医家的高度重视，凡有成就的大医家没有不谙熟这一思想的。如张介宾在其所列“新方八阵”和“古方八阵”皆有“因阵”。因论思想是中华民族善于认识自然，巧妙地利用自然的伟大智慧之一。如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仅仅在自然的基础上略加改变就造成了泽惠万代而又不破坏自然的伟大工程，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作为岐黄传人更应该高度重视、深入理解、熟练运用《内经》的因论思想，为人类的养生保健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