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网络社会进入平台时代，使IPP成为互联网世界的主导性力量和最活跃的增长点。IPP作为一种新型网络服务提供商，其角色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信息搬运者，表现出信息交互的复杂性和强烈的社会关系建构性。其技术属性和社会功能的独特性决定了现行的“技术—内容”分立的方式很难对IPP进行有效的类型化，更难以实现体系化的法律规制。因此，应当重新认识IPP有别于传统ISP的技术特性，以“有限的技术中立”和“辅助原则”为导向，从信息参与度、内容参与度、经济利益参与度和社会关系参与度四个方面入手，综合考察某一特定IPP在网络世界中的角色，并以此作为确立其法律责任的基本立足点。
【注释】
[1]邹晓玫，女，汉族，河北省唐山市人，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网络法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服务提供商法律责任体系研究”（课题编号13CFX082）的阶段性成果。
[2]张江莉.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反垄断规制——以3Q反垄断诉讼为视角［J］.中外法学，2015（1）：264-279.
[3]周汉华.论互联网法［J］.中国法学，2015（3）：23.
[4]参见《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5]于志刚.网络思维的演变与网络犯罪的制裁思路［M］//王建.网络法的域外经验与中国路径.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32.
[6]薛红.论电子商务第三方交易平台——权力、责任和问责三重奏［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39-46.
[7]邹晓玫.网络服务提供者之角色构造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81.
[8]杨立新.网络媒介平台的性质转变及其提供者的责任承担［J］.法治研究，2016（3）：16-26.
[9]于志刚.网络空间中犯罪帮助行为的制裁体系与完善思路［J］.中国法学，2016（2）：5-25.
[10]例如，在腾讯公司诉360的“3Q大战”中，360公司开发的软件只是以技术方式屏蔽了腾讯QQ平台的附加服务，并没有直接影响QQ即时通信系统的正常运转，但这一技术措施却严重影响了QQ的用户规模和客户保有量，使其变成了一只“裸企鹅”，从而严重影响了QQ作为一个网络平台的盈利方式的实现，因而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张江莉.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反垄断规制——以3Q反垄断诉讼为视角［J］.中外法学，2015（1）：264-279.
[11]刘晓纯，马兆婧.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民事法律责任——以淘宝网为例［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57-263.
[12]严格来讲，网络平台并不必然只为他人提供网络服务，也有ISP为自身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制作网络平台。由于此种情形下，互联网平台所有者和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高度统一，其法律规制与传统的非互联网主体区别不大，因此不纳入本文讨论范围。也有研究者为突出其技术特性，将本文所讨论的仅为他人提供网络服务之平台称为“第三方网络平台”或“互联网第三方平台”。彭欣.第三方平台的电子商务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6（6）：44-46.
[13]刘连泰.信息技术与主权概念［J］.中外法学，2015（2）：512.(https://www.daowen.com)
[14]刘作翔，龚向和.法律责任的概念分析［J］.法学，1997（10）：7-9.
[15]余军.法律责任概念的双元价值构造［J］.浙江学刊，2005（1）：175.
[16]叶传星.法律责任的哲学根据［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6）：1-8.
[17]张旭.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者关系的梳理与探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2）：54-60.
[18]余军，朱新力.法律责任概念的形式构造［J］.法学研究，2010（4）：159.
[19]郭冲辰，陈凡，樊春华.论技术的价值形态与价值负荷［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5）：37-57.
[20]燕道成.“网络中立”：干预性的中立［J］.当代传播，2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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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奥地利］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M］.叶名怡，袁震，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
[24]于志刚.网络思维的演变与网络犯罪的制裁思路［M］//王建.网络法的域外经验与中国路径.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32.
[25]于志刚.网络空间中犯罪帮助行为的制裁体系与完善思路［J］.中国法学，2016（2）：5-25.
[26]如澳大利亚《电信法》明确规定了自然人及其雇员之间的通信服务、法人与其雇员或与其有合作关系的其他主体之间的通信服务、政府机构之间的通信系统均属于非公众性服务。参见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政策法规局.外国网络法选编（第三辑）［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24-84.
[27]公众性服务的认定不应以平台自身的设定目的或主张为标准，而应当以其实际服务效果为准。只要该平台的使用者实际上有至少一人不属于前注的范围之内，即可认定为向公众提供开放性服务。
[28]刘文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J］.中外法学，2012（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