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调解的合“理性”问题
从本质上讲，行政调解也是一种交往行为，其既有权威性特征，又具备协商性特征。而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相关理论的阐述堪称经典，用行为的合“理性”来探究行政调解的存在价值，应当说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这将从另一个角度对行政调解行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撑，也势必是其学理研究的一项有益尝试。
哈贝马斯认为，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平等并能获得相互信赖的沟通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一种价值追求。这或许就是社会走向文明的趋向，然而，这种完美境界并未达致。社会中诸多要素的影响，社会衡量标准的变迁，包括价值的多元定位，都使得交往的工具理性远远超越了其价值理性。在生活中，所有的交往中似乎都存在一种人们之间的“默契”。[10]免除技术因素对人们的影响需要建立主体之间的理解，实现合理化的交往行为，这种行为也是更加有利于社会平稳发展的，是人们应当追求的普适性价值之一。
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以交往过程中建立的信任来获得权威，构建更加和谐的关系是社会发展、法治更高层次的要求。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哈贝马斯便对“公众舆论”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可以从公众舆论的状况看到西方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康德认为，衡量法律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准在于人民是否总体上赞同，即公众舆论，尽管这一原则在一些资本主义社会也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众舆论的概念作为一种规范性要求，被用来衡量后工业化时代的公众民主的现实状况，仍然富有启示意义。即便在今天，这一规范性要求仍然适用，并使得国家权力以合理的形式得到行使。[11]
在哈贝马斯关于语言行为的论述中，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记述式。所谓记述式，是指语言表达某种事态的功能，涉及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象是客观世界，即对于物质世界的描述。第二种是调节式言语行为。所谓调节式，是指言语所具有的人际交流和沟通的功能，涉及的是主体之间的互动，对象是社会世界，其主要目的是交互和沟通，以达到某种交往目标。[12]第三种是表现式言语行为。所谓表现式，是指语言表达主体内在情感和心理体验维度的功能，所涉及的是主体的自我意识，对象是主观世界，可以看作是自我的表达。[13]由此，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也划分为两类：“以理解为旨向的交往行为”和“以成功为旨向的目的行为”。“理解”更多的是指商谈[14]、沟通及讲理的活动；“成功”指向人们的竞争、博弈及算计等行为。
人们的交往行为必然反映了所涉及人员的多重考量，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人们对于事情的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实和理想、预期和经验是一种缓冲。[15]这时，交往行为的驱动力会发生某种变化，从最初的单纯的目的理性变为了一种交往理性。在人际互动中，人的愿景，包括对美好理想的追寻都可以得到某种形式的实现。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人们的交往行为中，并不存在一定正确的具体价值和规范。而且，交往理性在交往行为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使人走到一起但又不失去他们之间的差异，使他们联合起来但又不将他们一体化，在彼此陌生的人中寻找共同性但又不使他者失去自己的他性”。[16]
在哈贝马斯看来，尤其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意识哲学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同一性、目的理性视野中的理性，均很难成为社会规范呈现正当性的基石。然而，倘若人们无法全面超越它们而建立一种更加全新的社会秩序，那么不是选择默认强权统治的这种现实，就是选择审美式规范的虚无主义，最多是选择一定限度的妥协，以达成特定语境下的一种规则共识。大量的实践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些路径显然不太可行。那么唯有通过全面的、多元的沟通、互动重新构筑同一性，这不失为一条全新的、可行的路径。哈贝马斯从言语行为中总结出了交往理性的观点，从而将其发展为一项重要的商谈规则。[17]
行政调解的行为活动方式，与哈贝马斯理论中两类行为方式都不尽相同。行政调解比较特殊，其既不是纯交往行为，也不是目的行为，笔者将其定义为一种运用“交往行为方式”的“目的行为”，这也正是行政调解在化解纠纷上更柔和、更易接受的重要原因。很显然，行政调解首先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活动，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同时，行政调解的活动方式主要依靠“商谈”“沟通”和讲理。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调解是合“理性”的，是符合人们心理状态的。在对信访部门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介绍说很多访民上访的主要目的除了解决问题，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在接待室得到工作人员的劝告和安慰。即人有寻求心理安慰的需要，尤其是陷入困境或纠纷的人，因此有时可能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有效，悉心的聆听和开导会对相对人产生更大的触动，而这也正是调解方式“柔性”的方面。
此外，行政调解是一项借助公权力的协商性活动，既具有一般调解机制的灵活性，又有行政权威的无形作用，其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对调解的结果起到正面的影响。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更多地适用柔和的、易接受的行为方式，这也是对人在社会中生存权的良性维护，而越来越反对暴力的、硬性的手段。运用类似于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是今后的方向。而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调解在交往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也是其合“理性”的体现之一。此外，哈贝马斯认为，商谈结果能否被接受源于商谈程序是否合理、是否公正。[18]因此，在行政调解的程序设计上，应尽量优化，确保程序正当，保障调解中商谈结果的可接受性。实际上，这正是行政机关的优势，其完全有可能、也应当在人们的交往中发挥更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