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两汉三国时期的发展
脾脏象理论随着中医理论的产生而一并出现，早在先秦两汉三国时期，《黄帝内经》和《难经》的相继问世，医家对脾脏的生理特点、功能有了一定的认识，虽未系统到成为一个体系，但理论的初步模型已经明了，之后以《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等为代表的著作对理论的继承和应用，标志着脾脏象理论进入萌芽期。
（一）初步认识脾脏的形态与位置
脾脏象理论是围绕脾脏产生和发展的，对一个脏器的认知，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位置和形态，最早在《黄帝内经》中便有了简单的论述：《灵枢》中“脾高，则引季胁而痛；脾下则下加于大肠，下加于大肠，则脏苦受邪”，虽然本条描述的是脾脏位置的病理状态，但由此我们可以推理出脾上为胁肋，下为大肠，进而衍生出了后世脾位于中焦的说法。《素问》中“脾与胃以膜相连耳”一是进一步说明脾的位置和其毗邻的器官，二也明确了脾胃之间的关系，正因为两者结构联系紧密，功能必然也密不可分。《黄帝内经》并不抵触人死后的解剖，甚至认为解剖可帮助我们更好地针艾，《灵枢》中“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可见医学作为一个科学学科离不开直接的观察，但有趣的是并没有脾脏详尽的描述，不只是脾脏，五脏形态都没有详尽的描述，只有位置，相反六腑中却往往有详尽的描述，比如说古人认为“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可见《黄帝内经》中对五脏更多的是功能上的系统概括，不特指具体的有形器官，中医上脾脏不能完全和西医器官明确对应，其功能类似于整个消化系统。关于脾的形态在《难经》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与目前的西医学上的脾脏大小基本类似，但重量有所差别，比西医所指的脾要重很多，散膏则认为指的是胰腺，不管怎样，我们不应纠结于此，因为中西医的结合不必完全一一对应，两者认识事物的手段不尽相同，西医有着严谨的实验与数据，中医则基于大量观察经验，取类比象，推理得出，我们只要互相借鉴，各取其长。
（二）脾脏象功能的初步确立
这个时期相较于位置和形态，对脾脏功能的认识更为详细，大部分功能上脾胃往往一起论述，尤其是在运化水谷方面，并没有对脾胃的功能进行细分，只有在运化水液等少部分功能上脾胃的分工才明确。这个时期基本形成了脾脏象理论的三大重要支撑：脾主运化、脾主统血和脾主升清。
1.脾主运化
脾主运化的说法在脾脏象理论创立时才正式提出，但从中医理论的形成开始脾胃承担消化功能的地位就不可撼动，《黄帝内经》中“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简单数字就概括了脾胃最重要的生理功能，该说法的产生也不难理解，古人在狩猎野兽时就可见到残存于胃的食物，故有了胃为水谷气血之海之称。饮食水谷受纳于胃，接着运化为水谷精微，输布全身，就像《难经》中提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乃传与五脏六腑，五脏六腑皆受于气”，如此复杂的过程，单单只靠胃显然是不能完成的，脾与胃以膜相连，且经脉互为表里，足太阴脾经属脾络胃，加上古人对脾的种种认识，众多因素促成了脾助胃运化，脾主运化理论的确立。脾主运化虽未在《黄帝内经》中明确提出，但提出了脾病可致运化失常，其一表现为虚证：“脾病者……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虚则腹胀、便溏、消瘦等；其二为实证：“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实则腹胀，不思饮食，胃纳不佳。
脾主运化的内涵丰富，不单单指运化食物，还指运化水液。在运化水液方面，《黄帝内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藏阴阳。”这里脾胃分工明确，水饮入胃，精微上输于脾，脾脏再向五脏散精，上输于肺，靠肺宣发降肃的功能散于其余脏腑，最后通调水道，行至膀胱组成完整的水液代谢系统。脾主运化水液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脾属土，土能制水，但同样无论内外湿邪都因为脾主水液而最易犯脾，反过来影响水液代谢，使得水湿泛滥，这也决定了脾的生理特点喜燥恶湿。故《素问》病机十九条中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的观点，后代医家受此启发从脾论治痰饮、水肿，创立了一系列方药。
2.脾主统血
在《黄帝内经》中没有明确记载脾主统血，但对脾生理功能的论述中重视脾气，脾气足则肌肉充实，四肢有力，谓之“脾主肉”。相反脾气衰弱轻则“四肢解惰”，重则“喘咳血泄”。可见脾气起到固摄的作用，为后世脾主统血理论的初步模型。脾主统血理论正式出现首见于《难经》，《难经》描述脾脏形态大小的后文中提到了脾的功能“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是最早认识到脾主统血的著作，进而影响后世观念，形成了以脾气收摄血液，约束血液运行于脉内的脾主统血理论，发展出温补脾气以固摄血液的治法，用来治疗多种虚证出血。
3.脾主升清
脾主升清不单单指脾气应升，还指胃气应降。是脾胃气机升降出入的具体表现。虽然这个理论看似简单，但启发了很多医家对脾脏的独特认识，仲景就在其六经辨证中将脾脏作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脾主升清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很多疾病从此论治，脾不升清的主要表现常见有二：一为上蒙清窍，具体表现为头痛耳鸣，《素问》中“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二为久泄脱肛，内脏下垂，清养不升发为久泄，脾阳不足致脾气下陷，升提无力进而内脏下垂。
（三）脾脏象理论的初步应用
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创六经辨证，其中太阴病篇可以说是以治疗脾病为主，其中大量的从脾论治的方药为后世脾脏象理论提供了方药基础和辨证思路，促进了脾脏象理论的完善。分类以八纲辨证，寒热虚实为主，有三大类：脾胃阳虚、脾胃虚寒等虚证，痰湿中阻、湿热蕴结、寒邪客胃、胃热炽盛等实证和寒湿困脾、胃虚有热等虚实夹杂证。涉及痰饮、黄疸、霍乱、呕吐、虚劳、脾约等病。前人创立了很多代表方剂，比如以桂枝加芍药汤为代表的解表剂、苓桂术甘汤为代表的温化痰饮方；真武汤为代表的温阳利水方；理中丸为代表的温中补虚方；治疗痰湿中阻的小半夏汤；治疗胃热炽盛的白虎加人参汤等。随着《伤寒论》中出现专门针对脾胃疾病的病、证、方药与《黄帝内经》中的理论相结合才真正代表着一个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一个理论体系的产生不可能只有理论而没有实践，就好像只有精神而没有实体一样，经方作为理论与实践结合产生的精华，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脾病的理解。纵观仲景的大部分方药，其核心还是在于温补脾阳，重视调养脾胃。且对脾胃疾病的理解十分深刻，并没有把脾胃疾病孤立起来，意识到了脾胃疾病可以传变，其他脏腑亦可导致脾胃疾病。在脾胃疾病的治疗上独树一帜，重视用药时对脾胃的保护，方317首，用姜枣的有128首之多，可见仲景在用药时谨慎，时刻注意顾护脾胃。且尤为关注脾脏与其他脏腑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些不属于脾胃疾病亦可从脾胃论治，取得了不错的疗效，此举大大启发了后世医家，使得他们不局限于脾胃，广泛使用该理论指导临床，使得脾胃理论飞速发展。
提到应用，除了方剂，药物是组成方剂的基础，著名的药物学书籍《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本时期，书中共记载了365种药，囊括了本时期的基本常用药，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补中健脾的药物共有42味，即干姜、附子、吴茱萸、大枣、杜仲、肉苁蓉、鹿角胶、蜜蜡等，药味数量之多，可见当时人们对脾胃疾病的重视。这个时期另一位著名的医家便是三国时期的华佗，虽然华佗因为种种原因流传于世的经验不多，但除了广为人知的在外科上的极大贡献，他在《华佗神方》中也记载有关脾胃的疾病，提出了脾胃气虚会导致气虚飧泄，创“治飧泄神方”治疗完谷不化之泄泻，方用人参、茯苓、川芎、肉桂、当归、白芍、白术各等分，还有治疗阳虚的“强中丸”，治疗脾胃不和的“养胃丹”，可见华佗对于脾胃疾病的认识也以脾胃易虚，当以补为主，体现了当时脾胃疾病以虚为主的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