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脾论治心脑血管病在中医理论体系发展期的应用
正如《诸病源候论》中提及的风邪痰饮如乘势侵害于心，就会引起正邪之气两两相搏，互相纠结，从而导致患者出现心痛的症状，原文内容如下：“夫心痛，多是风邪痰饮，乘心之经络，邪气搏于正气，交结而痛也。”（《诸病源候论·妊娠心痛候》）《诸病源候论》中还探讨了饮停于心络的成因。究其根本，是因为脾胃运化失常后，水气下行小肠，却阻滞于下焦不得排出身体，从而导致津液积聚，出现饮停于心络的病理变化，患者也会对应出现疼痛等症状。其原文中写道：“甚水气下行于小肠，未溲便，则心络无有停饮也。膀胱与肾俱象水，膀胱为肾之腑，主藏津液；肾之液上为唾，肾气下通于阴，若脏腑和平，则水液下流宣利。”（《诸病源候论·心痛多唾候》）
之所以把相应的条目归入从脾论治，是因为按照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痰饮是指体内水液不得输化，停留或渗注于体内某一部位而发生的病证。这指的是广义的痰饮。体内的水液之所以不得输布运化，与脾胃代谢功能失常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脾主运化，脾胃受伤，运化无权，水湿内停，则可凝聚成痰；或因脾肾阳气素虚，复加外感寒湿、饮食劳欲之伤，以致脏腑功能失调，尤其脾胃功能失调，水液调节运行能力受损，在体内不能输布，其中饮停胃肠者为痰饮，水流胁下者为悬饮，淫溢肢体者为溢饮，侵犯胸肺者为支饮。痰与饮虽然并称，但其实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一，它们都是人体内津液代谢障碍后，水液运行不畅所形成的相应的病理产物，也就是我们现今常说的“积水成饮，饮凝成痰”。其二，痰饮出于各种原因形成后，久不治愈，就有一定可能成为新的致病因素，导致新的病理变化与疾病症状出现，而脾胃是痰饮经常潴留的生理位置，为痰饮累及而继发新病的情况也非常常见。
此外，因为心脾两脏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同前文所述，无论从生理结构构成上，还是从生理功能互通上，心脾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在五行理论关系中，脾为土脏，心为火脏，心为脾之母，脾为心之子，脾与心的母子关系，在经络运行理论中，足阳明之经属胃，散之脾，上通于心，脾和胃相表里，同居中焦，两者是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两者的生理功能互相依存，彼此制约，且脾胃两脏同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脾与胃一脏一腑互相依赖，相互制约，因此两者在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会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系统，并通过这种动态平衡，共同完成对人体为生存摄入的食物饮水的消化吸收，为身体有效地输布营养成分。也正是因为这种关联性的存在，脾脏的病变常常累及心脏的功能，也正因为这种子盗母气的因果关系存在，脾虚已经为众多医家认可是心病的主要病因。两者都为邪气所侵犯之时，就会出现心痛难忍的症状，同时也会有不能进食的症状表现。针对这一情况，巢元方也有所论断，他在《诸病源候论》中写道：“心，阳气也；冷，阴气也。冷乘于心，阴阳相乘，冷热相击，故令痛也。脾主消水谷，冷气客之，则脾气冷弱，不胜于水谷也。心为火，脾为土，是母子也，俱为邪所乘，故痛，复不能饮食也。”（《诸病源候论·心痛不能饮食候》）
随着医学的逐步发展，患病群体出现的症状也在不断变化，而中医理论对于相应的病理因素与病理变现的认知也一并在演化，但总体而言，截至宋金元时期，寒邪仍是众多医案典籍中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导致胸痹心痛这一病症的因素，位居其后的分别是瘀血致病与痰饮致病，两者的比例较之隋唐时期有一定的增长。
宋代医家对于胸痹心痛的认知，主要沿用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对胸痹心痛的认识，普遍认为外感寒邪为主要致病因素，而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发展到金元时期，众多医家在张仲景的观点之外，又开辟了新的天地。至金元时期，医家开始重视与强调脏腑虚损，内生痰饮、瘀血而引起胸痹心痛这一观点。这与金元之前历代医家所重之处在于外邪致病有着极大的不同。这标志着对内生之邪的重视与研讨已经在临床治疗中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正是在这一时期，有医家正式提出，饮食不加节制导致脾胃脏腑受到损伤，可引起胸痹心痛的症状表现。如南宋医家陈言，在其编著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首次提出将胸痹心痛的病因分为外所因、内所因和不内外因。陈言的论断方法是将病因归为三类，其中，他将六淫致病归于外因，七情致病归于内因，而不能明确归入内外病因的则全部归于不内外因，这种分类方法使我国传统医学的病因学说更加系统与全面。
而正如其原文中所述：“若十二经络外感六淫，则其气闭塞，郁于中焦，气与邪争，发为疼痛，属外所因；若五脏内动，汨以七情，则其气痞结，聚于中脘，气与血搏，发为疼痛，属内所因；饮食劳逸，触忤非类，使脏气不平，痞隔于中，食饮遁疰，变乱肠胃，疼痛，属不内外因。”（《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九痛叙论》）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如果人体的经络外感六淫，则导致气机闭塞，阻滞不能运行，从而郁于中焦。中焦为脾胃所居之位，其间所郁积的气与外邪互相纠缠争斗，人体便因为正邪相争发生疼痛的表现，这就是陈言所说的为外所因。其表现可为患者因所居住之地气候湿冷，或出于特殊原因冒雨涉水，导致寒冷湿泞之邪气侵袭肌表，困遏卫阳，卫阳运行受到阻碍，则会导致肺不能宣布水津，脾无以运化水湿，因此造成水液停滞，积而成饮的状态。肺位居上焦，其功能主气，因此肺具有宣发肃降、通调水道的功能。如果外感寒湿之邪入侵体内，导致肺气失宣，则其主气的功能不能正常运行，全身气机就会通调失司，水液随气之运行而运行输布，这就会导致水液不能正常布散，则聚为痰饮。
如果五脏六腑为七情过盛所伤，造成气机瘀滞，则其不畅之气，成团状聚集于中脘部位，即脾胃所在之位置，气机瘀滞与其间所化生的血气相搏，由此气血互相纠结，导致相应的机体部位出现疼痛症状，此即为陈言在书中所说的为内所因。
人体饮食不节（饮食摄入不规律），或者过食油腻，或者进食不得其时，不得其季（胡乱违反天时），或者食用对身体有害的食物等，都可使机体承担受纳腐熟水谷之责的脾胃因而受到损伤。简要言之，如机体暴饮暴食远超正常水平，或者随意渴饮冷水，不加节制，或者进食生冷未熟之物，或者在酷暑季节受热后，于过热之时骤遇冷气，都会导致机体伤于生冷，冷热交结，中阳因此受到抑制，脾胃功能受限，机体失于健运，从而导致湿邪自体内而生，水液停积，无法正常输布，最终的病理结果就是形成痰饮，而痰饮形成后再转化为新的致病因素，使机体病症加重，出现众多截然不同的症状表现。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太阴之胜……独胜则湿气内郁……饮发于中。”《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云：“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即指此类情况。
劳逸所伤，则是指因为工作与休息不够规律，间或过劳，整日忙于各项工作，不得休养，则身体疲累劳倦，如负重物，精神上也得不到休息，处于萎靡的状态之中；间或过逸，休息时间过长，整日无所事事，不事劳作，耽于享乐，身体不能得到锻炼，导致体质越发变差，外邪也就越发容易侵扰，患病的概率也就大大提高。上述情况往往会导致脏腑之气机逆乱，从而气机阻滞，气机不畅，痞隔于中。
饮食不节所致的脾胃肠道的正常生理功能不能如日常一般正确运行，导致机体发生疼痛的症状表现，可以归入陈言所说的不内外因。如劳倦、纵欲太过，损伤后天之本的脾与先天之本的肾，或因久病体虚，机体功能失于正常状态时日众多，病情逐步发展，最终导致伤及脾肾之阳，脾胃的运化水液功能失司，肾的蒸化水汽功能失权，则机体的水液失于运化输布，因此聚集停滞而形成痰饮。这一情况就如同陈言之后百余年，金朝医家张从正在其所著的《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中所提出的“人因劳役远来，乘困饮水，脾胃力衰”为饮停之因素。
可以说，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对于各类脾胃功能出现障碍所导致机体疼痛症状有着较为明确的分型与认知，对病因病机的相应判断，对不同因素所导致的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有着较强的临床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脾胃功能失衡对于机体功能的影响的较为全面的概括。这对从脾论治这一治法治则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
同为南宋医家的杨士瀛所撰写的《仁斋直指方》，则是一部以论治内科杂病为主，兼论外科及妇科病证的全科医书。杨士瀛在书中针对胸痹心痛的病因病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士瀛认为，胸痹心痛之病症产生的病因病机，除前代诸位医家提及与强调的风冷等外邪之气作用外，人体自身的气、血、痰、水等产物均有可能导致心痛之症发作，其原文写道：“夫心为五官之主，百骸之所以听命者也。心之正经，果为风冷邪气所干，果为气、血、痰、水所犯，则其痛掣背，胁胀胸烦，咽干，两目赤黄，手足俱青至节，朝发而暮殂矣。”（《仁斋直指方·心疼方论》）下面对杨士瀛的原文进行简要的解释：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四肢百骸，整个机体都要受到心的节制与管辖，正因为如此，心统摄全身器官，机体任意一处产生功能上的变化，都有可能累及心。机体如果为风邪、寒邪等邪气所侵扰，或者为气机不畅，血脉瘀阻，痰饮凝聚所侵袭，都会出现心痛彻背，痛不可抑的症状表现，同时也常见到胁肋胀满，胸中烦闷，口燥咽干，双眼色作黄赤的症状，更有甚者会出现手足指节都呈现青黑的色泽，有这种危重证候出现的人，会存在晨间发现这种症状表现，不到夜间就已经去世，无法挽救的不幸状况。这段原文所提及的“水”即是饮，饮即是痰，也就是脾胃功能异常，导致气机不畅，进而出现的一种病理变化。可以说，痰饮的病机主要为中阳素虚，复加外感寒湿，或为饮食、劳欲所伤，致使三焦气化失常，肺、脾、肾功能失调，输送转运水液之功能受到限制，从而导致阳虚阴盛，津液停聚而成。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云：“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即指此类情况。脾胃互为表里，同居中焦而主司运化，二者都有运输水谷精微之功能。如果因为湿邪凝重不去，困于脾胃，或机体平素就有脾虚不运的症状，均可使水谷精微不归正化，气机升降失司，水液输布运行出现障碍，聚而为痰饮。
《脉因证治》中也提及了痰饮与胸痹的相关性。《脉因证治》认为，对胸痹心痛这一病症来说，最主要的病因是痰饮，正如其正文所说：“胸痹，皆痰水宿饮，停留不散，宜瓜蒌、枳实、香附、川芎、苍术、温散之。”（《脉因证治·心腹痛》）意思即，为胸痹这个病症之所以产生，都是因为痰饮形成后，停留其中未曾移动，最终阻滞气机的宣发肃降与营养物质的运行输布，这种时候想要治疗胸痹心痛，就需要使用瓜蒌（清热化痰，宽胸散结）、枳实（破气消积，化痰散痞）、香附（疏肝解郁，理气宽中）、川芎（辛散，解郁，通达，止痛）、苍术（燥湿健脾，祛风散寒）等药物，对体内停聚的痰饮之邪起到辛温以除寒湿之邪，理气宽中以温补中阳的作用，从而缓解痰饮停聚所导致的胸痹心痛之症状。
《严氏济生方》为宋代医家严用和所撰写。该书根据严用和行医多年的心得，结合其临床诊断治疗患者的情况与疗效，广采古人诸多医学典籍中可用之方，同时也对自己的灵验效方加以收录。该书编写时以杂病各门为纲，下列总论、病源、病机，再附主方，每方详述主证、组方、炮制、服法等，条分缕析。书中收方范围较广，其中汉、唐、宋以来诸家名方及民间验方均有收录，而严氏对《和剂局方》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二书的方论收录最多，这也表现出其理论与治则治法的师承所在。书中涉及胸痹心痛的内容如下：“夫心痛之病……皆因外感六淫，内沮七情，或饮啖生冷果食之类。使邪气搏于正气，邪正交击，气道闭塞，郁于中焦，遂成心痛。”（《严氏济生方·心痛论治》）严用和认为，胸痹心痛之病症产生的原因，主要为外感六邪，内伤七情，或者为患者嗜食生冷果实类，导致邪气入体，与体内正气相搏，最终导致气道闭塞，气机运行不畅，邪气与阻滞的气机积聚于中焦脾胃，进而致使自身的脾胃脏腑受损，脾胃功能受到影响，不能正常散布运输水气精微物质，聚湿成痰，中焦功能受损，中阳亏虚，之后会导致心痛。
《儒门事亲》是金代张从正编撰的中医著作，全书共有一十五卷。张氏秉承“唯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之思想，故将这本医书命名为《儒门事亲》。张从正其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对于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形成了以攻邪治病的独特风格，为“攻邪派”的代表。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写道：“夫膏粱之人，起居闲逸，奉养过度，酒食所伤，以致中脘留饮，胀闷，痞膈酢心。”（《儒门事亲·酒食所伤》）其大意为，久食膏粱厚味者，因为坐卧起居过于闲适，日常很少进行体力劳动，终日养尊处优，为他人所照顾供奉，最终导致其饮食不节，为过量摄入的酒食所伤，从而导致中阳虚弱，水气运化失司，水液输布功能障碍，以致中焦痰饮停留，表现为脾胃胀满，胸痹心痛。这充分说明了，饮食不节，劳逸失调，会导致中焦功能出现障碍，无法正常输布全身的津液与营养物质，最终导致脾胃受损，久病之下累及心。这种错误的生活方式与胸痹心痛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务必要注意，饮食有一定的规律，不可放纵食欲，不可随意摄入大量的肥甘厚味，同时也要注重劳逸结合，不能过劳导致身体疲劳，也能过度休养惰于工作，以免机体也产生病变。这些对自身损害极大的行为，为自身的身体着想，务必杜绝。
相比宋代仿效古人，多承寒湿之邪以论胸痹心痛的情况，明清时期对于因感受寒湿之邪而致胸痹心痛的论述相对减少，痰饮与瘀血导致的胸痹心痛的观点相对有所增加。与前代相似，明清时期仍然认为情志因素与饮食不节也是导致胸痹心痛出现的重要因素，其所产生的病例医案仍占据较大的比例。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的相关医案中出现了湿热与暑湿所致的胸痹心痛之症。
由津液内停所生痰饮致使胸痹心痛这一病症出现的比例增加，在多本明清时期的医学专著中可见一斑，如由明代秦景明所撰写，清代秦皇士加以补辑的《症因脉治》。全书共有四卷。首卷有专论六篇，后续各卷则分列秦氏归纳总结的诸病，而每一病的论述都按照其病因病机，分为外感、内伤、有余、不足等。之后各病都从症、因、脉、治四个方面来分述。其首为症，先辨其症，次查其因，再诊其脉，再依据上述诊断以确定治法，这种编排方式有较强的逻辑性，有助于阅读者对疾病与治法治则理解接受，因此非常适合初学中医者观看，可以使人开卷了然。
秦氏在《症因脉治》中写道：“胸痹之因，饮食不节，饥饱损伤，痰凝血滞，中焦混浊，则闭食闷痛之症作矣。”其大意为胸痹心痛产生的病因，是饮食不节，或过饥，或暴食，其结果便是机体受损，水液内停而生痰，以致血脉凝滞，脾胃所居之中焦功能受限，进而胸闷心痛之病症发作，不欲进食，这段文字极为明确地指出痰凝是胸痹心痛的主要病机。与之相对应的，引起痰凝内生的则是饮食不节，过饥暴食，导致中焦之气受损。
由明代医家龚廷贤所撰写的《寿世保元》一书，其论述内容包含脏腑、经络、诊脉、方药等。其中龚氏对诊脉这一点十分重视，对其论述得最为详尽，而《寿世保元》中关于脏腑、气血也有相应的专篇论述。《寿世保元》中对常见疾病的证都有系统全面的阐述，其特色是每种疾病名目之下都会有对先贤之说的引用归纳，使读者可以明确过往名家如何判断该病，之后才会列述症状、四诊情况，阐明治则治法，并写明所用方药，其中还有少部分病症附有验案。
《寿世保元》中有一段如此写道：“酒性大热有毒，大能助火……酒性喜升，气必随之。痰郁于上，溺涩于下，肺受贼邪，不生肾水，水不能制心火……或心脾痛。”其大意为所饮之酒，具有大热之性，对机体来说属于热毒范畴，若饮用过多，则能助燃体内之火。而且酒有喜欢上升蒸腾的性质，酒气一旦上升，机体之气也会随之上升。痰凝同样随之上升，郁于上部机体，而尿液则郁于下部机体，肺脏因而感受邪气，肾脏因而不能蒸腾水液，导致肾水不能上制心火，以致出现胸痹心痛的表现，或者出现机体中部疼痛的表现。这阐明了饮酒过量，热毒伤身而致痰郁内生，也是心痛产生的主要病理原因。
明代的一部综合性医书《明医指掌》，全书共有十卷，为明代皇甫中所编写。这本医书采用歌赋与论述相结合的形式加以编写。其中卷一内容为病机赋、经络总抄以及附录了龚云林的“药性歌”；卷二至卷七为内科诸病；卷八为外科病症；卷九为妇人科；卷十为小儿科。本书的特点就是每阐述一病，则必定先将歌赋列出，其后才开始阐述病症，后续再阐述治则治法，并将所用之方列于其上。
本书对痰饮停留于胸所致的胸痹心痛的相关阐述如下：“痛时嘈杂不宁，如饥如饱，怏怏欲吐，吐即稍宽，为痰饮停积。”（《明医指掌·心痛证》）其大意为心痛之时，感觉躁扰不宁，甚至疼痛过重时，会有郁郁不快想要呕吐的感觉，如果能够吐出腹中之物，则心痛之感与郁郁不快之感会有所减轻，具有这种表现的胸痹心痛之症，其主要原因是痰饮停留其间。
除上文提及的关于痰饮、瘀血与胸痹心痛的发病关系之外，明清时代亦有众多医家认为胸痹心痛的发病与心脏和脾脏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如由明代医家张介宾所编著的《景岳全书》，全书共计六十四卷。张介宾对于中医经典古籍非常推崇，因此其成书之时，注重对《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书的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同时搜集历朝历代多位名家行医要义，进一步结合自己临床看诊多年的经验心得，将三者合为一书，是为《景岳全书》。总体来说，张介宾的学术思想受金元四大家的“脾胃派”李东垣的影响最大，其次为《薛氏医案》的著者薛立斋，因此张介宾其人较为崇尚对于脾肾多用温补之方，同时他对刘完素的寒凉攻伐之法与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是持反对态度的，并根据自己的理念，提出了与朱丹溪之论不同的“阳非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景岳全书》中有一段如此写道：“气血虚寒，不能营养心脾者，最多心腹痛证，然必以积劳、积损及忧思不遂者，乃有此病；或心、脾、肝、肾气血本虚而偶犯劳伤，或偶犯寒气及饮食不调者，亦有此证。”（《景岳全书·心腹痛》）这段文章的大意是：因为阳气不足，气血出现虚寒的情况，机体不能得到阳气滋养，心脾由此受损。因此心腹疼痛之症最为常见。一般是因为劳累过度，或者病久体虚损伤太过，或者因为心事众多，忧思太过所致。同时也有可能是因为心、脾、肝、肾等脏器本身就存在气血虚弱的情况，因为某次某事某时过劳而致脏腑损伤，或者因为机体虚弱偶然为寒邪所侵犯，或者因为该类脏器虚弱的患者不注意饮食，导致饮食失调，使脏腑功能受损更重，最终也会导致心痛的表现。这就相当明确地指出心痛的病变脏腑主要为心脾两脏，多由心脾气血两虚而致。
在我们现代观念中，中风病是以正气亏虚，饮食、情志、劳倦、内伤等引起气血逆乱，产生风、火、痰、瘀，导致脑脉痹阻或血溢脑脉之外为基本病机，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斜、言语謇涩或不语、偏身麻木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症。而在古代，各医家认识各有不同，但大体也都涵盖在饮食不节、情志所伤、积损正衰、气虚邪中几类之中。导致中风的病理因素虽多，归根结底都与气机升降失常有关：饮食不节损伤脾胃之气，脾胃气机升降异常；情志损伤致肝郁气滞，气机不畅，升降失司；积损正衰、气虚邪中原因相似，正气不足，邪气内侵，以致气机或阻滞或逆乱，遂成中风。中风的主要病变部位虽在脑，却与脾胃息息相关。比如由明末清初的道家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傅山（傅青主）所编撰的《傅青主男科》中就曾经论述了中风所致的半身不遂可以通过调理心胃来加以治疗。傅青主认为：“此症宜于心胃而调理之，盖心为天真，神机开发之本，胃是谷府，充大真气之标，标本相得，则心膈间之膻中气海，所留宗气盈溢，分布五脏三焦，上下中外，无不周偏，若标本相失，不能致其气于气海，而宗气散矣，故分布不周于经脉，则偏枯，不周于五脏，则瘖，即此言之，未有不因真气不周而病者也，法宜黄芪为君，人参、当归、白芍为臣，防风、桂枝、钩藤、竹沥、姜、韭、葛、梨、乳汁为佐，治之而愈，若杂投乎乌附羌活之类，以涸营而耗卫，如此死者，医杀人也。”其大意是：半身不遂适宜对心胃进行调理，因为心是人之大主，主司神明，为神明之根本，胃是受纳饮食之所，充养滋润机体脏腑组织。两者安康，标本相得，膻中值气海得以充盈，五脏三焦得以养护，宗气正常运行于机体经络，则人体康健；若是宗气四散于体内，出现运行障碍，五脏三焦不能得到滋润，就会出现偏枯，喑哑不能言等症状。也就是说，此病必是因为真气运行障碍而起。所以用药当以黄芪、人参、当归、白芍等补益真气的药物为主，防风、桂枝、钩藤、竹沥等药物作为辅助，对症下药患者自然痊愈。但若是医者于方药中添加乌头、附子、羌活之类的药物，将患者本就虚衰之气消耗殆尽，这便是医者戕害人命了。
在古代医家眼中，针灸是预防和治疗中风的利器，而在针灸中所选用的穴位以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居多。如现在仅存日刻本的《黄帝明堂灸经》中，就分别记载了成人及小儿常用要穴的灸治方法和所治疾痛。其中就提及如果想要预防中风，可以艾灸足三里作为保健。《医说》中也提到“若要安，三里莫要干”，意指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要经常艾灸足三里作为保健。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因为作为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足三里是“五脏六腑之沟渠也，常欲宣即无风疾”。也就是说，足三里是五脏六腑走行最低之处，经常刺激足三里使其不瘀堵，那么就不会为风邪所困扰。
晚清温病大家王孟英认为神昏的源头在于胃，故“胃清神乃清”。气来源于脾胃，气能摄神，而“心藏神”。若脾胃不清，则容易造成精神昏昧。王孟英将神昏分为顺传与逆传，若热病顺传至胃，加之胃有痰饮，腑实积聚，则九窍不和，气机不通，心窍不灵；逆传则由营分之热扰心，神不内守而昏。营气、胃气正是源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故神昏的病机与病理因素传变过程皆与脾胃有关，治疗时不可忽视对脾胃的调治。
张锡纯认为，癫狂是由于“心与脑相通之道路为痰火所充塞”，故创立荡痰汤及荡痰加甘遂汤。方中大黄、朴硝苦寒、咸寒，清其火热，半夏燥湿化痰，甘遂下水行痰，郁金开郁通窍，尤妙在以代赭石使心脑相通，神明通行无碍而愈。除此之外，张锡纯还强调在控制病情后“徐以健脾、利痰、祛风、清火以铲除其病根也”。
由此可见，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期，从脾论治相关疾病也是逐步为诸多医家所认同，医家们逐渐认识到从脾论治在临床实践中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完善相应理论，除对脾胃受纳腐熟水谷的作用的认识越加深入外，对脾胃气机升降功能的认知也在不断提升，并将其与机体功能失调联系起来。因此，从脾论治的理论与应用日益增多。在胸痹心痛相关疾病中，从脾论治，从脾胃功能出发，分析疾病产生的病因病理的案例逐步增多，治则治法中体现上述内容的医案也存续众多。因此可以说，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期，从脾论治心脑血管疾病的方法也在继续发展完善，并经过许多医家的临床疗效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