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的发展
（一）宋朝时期发展——理学影响下的蓬勃发展
到了宋朝，已经有了完善的医疗体系，系统的医学考试。由于大量医学书籍的出现，宋朝为了规范医学，发展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医学出版社——校正医书局。该机构用来更正民间医学书籍的错误，出版了很多官方丛书，但并不武断，往往集各家之言，不评说优劣，只讲究用法，使得各种学说蓬勃发展，形成了繁荣的医学盛世。
1.重新重视脾脏的形态和位置
宋朝重理学，医学作为一个应用学科，自然受到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思想的相对开放，使得在解剖上有了一定的进展，人们对于脾脏形态和位置有了更多地了解。以宋朝《黄庭内景五脏六腑图》为代表，其在脾图中描述：“脾，土官也，掩太仓，在脐上三寸，色如缟映黄。”因为受到理学的影响，这个结果的得出主要还是基于对脾脏功能的推演，从土官和色黄可见，受到易学的影响深远，这与理学源于易学密不可分。但不管怎么说医家又重新渴望认识脾脏的形态与位置，希望能够通过对于形态和位置的认知指导理论的发展。
2.理论相关进展
（1）“脾主运化”一词正式出现
“脾主运化”虽然一直贯穿于整个脾脏象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但真正被提及是在宋朝的《严世济生方》云：“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以胃为主，盖胃受水谷，脾主运化，生血生气，以充四体者。”严用和用简单的一句话，强调了脾胃的重要性，也正式提出了脾主运化一词。他不仅是提出了这个词，还对其进行了扩展和解读。“脾主运化，生血生气，内濡脏腑者”，讲到脾主运化是气血生化的基础。“五味入口，藏于脾胃，为之运化津液”，说明脾主运化，有运化水液的含义。严用和的理论已经与现代脾脏象理论对脾主运化的认识相差无几，脾主运化作为脾脏象理论的核心思想，相当于理论这个大树的树干，其余理论部分都可以视作脾主运化的扩展和解读。
如果说《严世济生方》是一家之言，《圣济总录》作为宋代朝廷官方出版的书籍，收录了当时各家的主流思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脾主运化，但却有“运化”两字，认识到了脾胃的功能不是简单的受纳和消化水谷，还有着将精微物质转化和运输的功能。《圣济总录》云：“脾为中州，主腐化水谷……若脾虚，冷气与正气相击，则令腹内虚鸣……食不能化。”提出脾的化物功能，同时表明脾虚最易受寒。“论曰脾为仓廪之官，胃为水谷之海，二者气盛，则能运化谷食，荣养血气，若脾胃虚弱……气道上逆，故令发呕吐而不下食，治法宜调补之”论述了脾胃作为仓廪之官的主要职责在于运化谷食，气机上胃气宜降，气机上逆则运化失常。可见虽然各家学说虽有差别，但在脾主运化上大同小异。
（2）“脾为后天之本”一词正式提出
“脾为后天之本”是宋代窦材在《扁鹊心书·五等虚实》中第一次提及“盖肾为先天之原，脾为后天之本，资生资始，莫不由兹，故病虽甚而二脉中有一脉未散，扶之尚可延生”，脾为后天之本是对脾胃功能的高度概括，认为人体的气、血、精、津液都由脾胃运化水谷而来，又由脾气散精到各脏腑，在人的生理活动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观点的提出很快就得到了众多医家的认可，《脉诀汇辨》云：“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故曰后天之本在于脾。”脾为后天之本的观点一经提出使得脾脏象在藏象理论中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越来越多的医家开始重视脾胃。
（二）金元时期的发展——-脾胃学说的创立
金元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被称为“新学肇兴”的时代，连年的战乱迫使医学飞速发展，又得益于那个多元化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医家敢于疑古，并没有固守前人的理论，而是勇于发出疑问，对疑问进行验证和解答，很多医家继承前人思想，结合自身经验，创立了新的理论学派，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各学说百家争鸣，交相呼应，以金元四大家最为有代表性。
1.《脾胃论》的问世
李杲受其师易水学派张元素的影响重视脏腑辨证，认为当时战争频发，人民颠沛流离，经常食不果腹，困倦劳累，加上情绪上惊恐忧伤，种种因素最易伤及脾胃，但医家们普遍对脾胃却重视不够，甚至可见滥用苦寒药物伤胃气者，由此他深入系统探讨脾胃内伤的病因病机、治疗方药，正式创立了脾胃学说，被后世称为“补土派”的鼻祖，有“外感宗仲景，内伤法东垣”的美称。李杲代表作很多有《脾胃论》《医学发明》《用药心法》等。其中《脾胃论》的问世可以说标志着脾胃学说的正式面世。这本经典著作从脾胃疾病的病因病机、用药经验、辨证思路全方面地阐述了脾脏象理论。
李杲脾胃学说的基础建立在对元气的认识上，认为元气来源于先天精气，依靠后天胃气的滋养。《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云：“元气之充足，皆有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认为人以元气为根本，元气充足则体健无病，元气则以脾胃为根本，脾胃无碍则元气充足，所以治病当以顾护脾胃为要，所谓“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有人称脾脏象理论为“补土”的理论，也与李杲密不可分，他认为人与自然相应，脾胃属土，应四季节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如同人气机升降的枢纽，脾胃功能的正常也应该是升清降浊，如果气机失常，会出现各种疾病。在病因上，强调内伤发病，认为脾胃疾病多为内伤病，是饮食不节、劳累过度和情志所伤共同导致的结果，三者尤以精神因素为要：“皆先有喜怒悲忧恐，为五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劳役饮食不节继之，则元气乃伤。”提出内伤热中证，认为中气不足，治疗时应不同于一般的火证。主张用甘温之剂来补脾胃，而非一味使用苦寒之药泄火，中气复使阳气升进则热自消，由此创立了著名的补中益气汤，升阳益气，元气充沛使阴火自敛。除此之外，升阳散火汤，朱砂安神丸等方也体现出这种思想。为脾脏象理论补充了一种用药思路，在脾胃疾病中应忌寒凉淡渗及辛热之品，以免重泻阳气，更助阴火。在饮食方面提出温食、减食、美食等养生饮食方式，在生活上应省言养气，安心宁神，以助元气恢复。
2.其他理论进展
当然金元时期对脾脏象的发展不能只谈《脾胃论》，《脾胃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对脾胃功能的认识上还是以脾为胃消化水谷，没有提出脾主运化的概念。而朱丹溪受刘元素的“火热论”和李杲的“阴火论”影响，对脾胃的功能补充，认为脾胃运化水谷的功能不只是脾气和脾阳决定的，也是脾阴的体现。《丹溪心法》中描述脾阴受损：“七情内伤，六淫外侵，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故阳自升，阴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认为脾阴可由七情、六淫等因素损伤，使气机升降失司进而影响运化功能，将脾阴说补充到脾脏象理论当中。刘完素则提出了湿热的概念，他在《黄帝素问玄明论方》中云：“湿为土气，火热能生土湿，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郁，水液不能宣行，即停滞而生水湿。故湿者多自热生。”认为湿往往与热相生，互相转换。后朱丹溪发现湿热除了与饮食习惯有关还与地域相关，经过逐步完善成为脾脏象理论的一部分。
3.治法方药方面的进展
治法上金元时期以补益脾胃和清泻肠胃为主。其中补益脾胃主要由李杲提出，重视脾阳认为“大抵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言其汗者，非正发汗也，为助阳也”。创立升阳益气、升发脾阳的治法用来论治脾虚。与之不同的是张从正，他认为病皆因邪气侵犯人体，《儒门事亲》中提到“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创立了汗、下、吐三法，对于脾胃疾病常常应用吐、下两法。吐法是指通过涌吐的方法，使停留在胃脘、咽喉的痰饮、宿食吐出，吸取借鉴《黄帝内经》中“其高者，引而越之”认为凡在上者，皆宜吐之，为后世治疗实证，尤其是宿食、痰饮等实邪致病提供重要手段。但因患者接受度较差，目前很少应用，就是在当时他也提到：“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顺而下之，尚犹不乐，况逆而上之，不乐者多矣。”下法相较于吐法接受度尚可，主要指运用荡涤肠胃、通泄大便的方法使停留在肠胃的有形积滞排出，凡是具有下行作用的治法都属于下法，比如常见的有逐水、下乳、泄气等，常用的方子有调胃承气汤、桃仁承气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