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及民国时期脾脏象理论的发展

四、明清及民国时期脾脏象理论的发展

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发展——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交流碰撞

明清时期,脾脏象理论基本进入总结、扩展阶段,对以往的观点进行归纳,很多我们如今所熟识的理论名词都是在这个时期明确提出来的,衍生出了众多的学术流派,他们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使得脾脏象理论向多方面良性发展。在晚清和民国脾脏象理论汲取了很多现代医学的独特见解,很多医家渐渐抛开成见与西医进行交流,使得这一时期脾脏象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整合创新、中西并进的繁荣景象。

1.脾脏的形态、位置认识

在初期医家对脾的位置居左居右还有所争议,《医学入门·脏腑》称脾“微着左胁于胃之上”而《医旨绪余》则认为脾“著右胁,上与胃膜相连”。随着现代医学的引入,脾脏的描述更加准确,并出现了胰腺的描述。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有一副“亲见脏腑改正图”,尽管里面描述的脾脏相当于西医中的胰腺,但十分详细,甚至描绘到了胰腺管,称之为珑管。到了《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中》脾脏的描绘图已经是西医的脾脏和胰腺了。当然中医指的脾脏从功能上不只是西医脾脏和胰腺的功能,但是努力明确脾脏的形态和位置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其功能,意义重大。

2.理论相关内容进展

(1)“脾喜燥而恶湿”

早在《素问·宣明五气》中就有提到“脾恶湿”的说法,《素问》病机十九条中“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将水湿泛滥责之于脾。后来《金匮要略》中“水在脾,少气身重”,言及水湿最易困脾导致身体困重,治疗上应以健脾祛湿为主,但这一理论观点真正被提出是在明代的《医方考·脾胃门》中“脾……喜燥而恶湿”。

(2)“脾主统血”

“脾主统血”这个观点在明清正式提出,早在《黄帝内经》中就认为脾虚可以导致出血,“咳喘血泄……是脾气之外绝”“谷入多而气少者,得之有所脱血”等可以看出内经中认为气虚,尤其是脾气虚可以导致出血。到了《难经》提到“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这里的主裹血,可以理解为统血,是脾主统血最早的理论溯源。之后各医家都发表过自己对于脾与血之间关系的看法,仲景就用黄土汤以补脾止血,而后孙思邈以调中补虚法治疗崩漏下血,此时很多医家都开始以补脾治疗血证,但思想上仍以心主血为主。到了金元时期,一些医家提出了脾不统血的病机,元代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失血》中云:“归脾汤治思虑伤脾,心多健忘,为脾不统摄心血,以致妄行,或吐血下血。”明确提到了脾不统血。

明清时期脾主统血正式提出并得到认可,《滇南本草》出现了“脾统血”的字样,即“心生血、脾统血,心脾血虚,神不敛志,所以自汗、盗汗也”,但由于本书主要为药学著作,对于脾统血的含义解释不清。之后薛己在《内科摘要》中论及“脾统血,肺主气,此劳伤脾肺,致血妄行,故用前药健脾肺之气”,认为血液妄行应该健脾益肺,使血行于脉。《女科撮要》云:“盖血生于脾土,故云脾统血。凡血病当用苦甘之剂,以助其阳气而生阴血。”提出脾统血的含义不只是简单的固摄血液还有生血的作用。张介宾则从病因病机上论述了脾统血的意义,他在《景岳全书》中论述“若素多劳倦思虑,或善呕吐,或善泄泻,而忽致吐血下血者,此脾虚不能摄血”,认为突然的吐血、下血是由脾虚不能摄血导致的。脾统血的能力主要由两点决定,其一是脾气的收摄作用,《景岳全书·便血论治》曰:“盖脾统血,脾气虚则不能收摄。”其二是脾主运化,体现在脾化血上,是谓“脾化血,脾气虚则不能运化,是皆血无所主,因而脱陷妄行”。清代唐容川首次提出了“脾主统血”一词,他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身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对脾与血的关系进行论辩完成了《血证论》,将脾主统血这一观点正式地介绍给世人,使得在从脾论治血证上有了完备的参考依据,为治疗血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论支持。

3.脾与其他各脏腑的联系

由于整体观是中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脾脏象理论势必也不能只孤立于脾胃,各时期医家对于脾脏与其他脏腑联系都有论述,但在明清有一种观点很是新颖,由清代的何梦瑶提出,他在《医碥·五脏克生说》中云:“脾之所以能运化水谷者,气也,气虚则凝滞不行,得心火以化之,乃健运不息,是为心火生脾土。”他提出养心火以培土的观点,这个观点主要还是借由五行相生理论而来,对心与脾的关系进行论述,强调了心火对于脾土的重要性,指出对于一些脾虚患者可以养心火以健脾,而不是一味以甘温之品补脾。

4.病因病机上的全新认识

(1)温病理论下的戾气学说

宋金元时期就有医家开始对温病进行研究和探索,经过了时间的磨炼,明末(字又可)吴有性《温疫论》问世,正式标志着温病学说和温病学派的创立,随后清代以叶天士为代表的众多医家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温病学说,使温病学派日益壮大,影响深远,蓬勃鼎盛。戾气说是温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吴有性提出戾气可致湿热疫,叶天士认为湿热邪气不仅由外感而来,也可由饮食内伤脾胃而来,为脾脏象理论的病因中补充了戾气湿热的部分,其中湿最易伤脾,这一观点为脾脏象理论治疗传染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补充了在治疗传染病上的空白。

(2)“脾胃阴虚”

由于普遍认可脾脏喜燥恶湿,很少有医家指出燥邪伤脾,清代的黄元御却不拘泥于古人认知,在《伤寒悬解·阳明燥金》中大胆提出:“太阴性湿,阳明性燥,燥湿调停,在乎中气,中气旺则阴阳平和,燥湿相得。”黄元御分而论之认为脾胃相异,燥湿互相牵制协调,一旦两者平衡失司,亦可致病。就如“胃家实则燥土司气,而湿则化燥;胃家虚则湿土主令,而燥亦可化湿”。燥邪同样可以通过伤胃阴进而使脾胃不和致病。

在明清之前,对于脾胃疾病多重视脾阳,尤其以《脾胃论》的面世,使得重补脾阳成为主流,明代缪希雍另辟蹊径,倡导辨病应分脾阳、脾阴。认为很多杂病为脾阴不足,其实他倡导脾阴说也有根据,早在内经中有“脏真濡于脾”的论述,即脾阴存于脾脏与真元的产生密不可分,《伤寒论》中著名的“脾约证”本质上是脾阴亏虚,津液不足而出现的大便秘结。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医家的认可,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指出:“凡劳倦伤脾而发热者,以脾阴不足,故易于伤,伤则热生于肌肉之分,亦阴虚也。”也意识到了脾阴的重要性。到了清代,脾阴说被广泛认可,唐容川在《血证论》中云:“李东垣后,重脾胃者,但知宜补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可见脾阴不足亦可导致运化失常,而且举了一个十分生动形象的例子,脾胃如锅煮饭,脾阳如锅底的火,脾阴如锅中的水,两者缺一不可,缺少了哪一个饭都煮不熟。至此脾阴学说正式创立,改变了以往一味用甘温药补脾的习惯。

明清开始,脾胃疾病开始分而治之,脾胃分治最早可以追溯到仲景时期,六经辨证本身将脾太阴与胃阳明分别论治。但后世对于胃病的病因病机论述不多,到了清代脾阴说的推广,启发了高鼓峰,他在《医家心法》中提到了胃阴不足的病证“肠胃必枯槁干燥,绝无滑腻稠黏等象,是胃阴亡也”认为胃为水谷之海,肠胃中之物定是润泽的物质,故胃阴最为重要。这也决定了胃的生理特点是喜润恶燥,为脾脏象理论丰富了胃的内容,指导了后世治疗胃脘、中膈的疾病。

5.诊断方面的进展

到了明清,对于疾病的诊断,脾脏象理论中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体系,可以说颇有心得。尤其在望诊上独树一帜,值得考究。在望色中吴谦在《四诊心法要诀》中描述了脾气充足,功能正常时的容貌应当是“缟裹雄黄,脾状并臻”,即如同白布裹雄黄的颜色,朦胧当中带有黄红色,而当脾的功能失常则是黄色显著。清代何梦瑶在《医碥·望色》提到:“黄色属脾,主湿热,食积。”同样是黄色,根据病机的虚实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黄色,当实证时往往会是湿热困脾,胆汁外泄表现出的鲜艳黄,且白睛染黄;虚证时,脾失健运,气血生化乏源,肌肤腠理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就会表现出萎黄不泽。望形和面部方面,《望诊遵经》中重视望眼睑,有“昏睡露睛者,脾胃虚极也”的说法,多与脾主肉相关,可以提供一定参考。而水肿者,多见眼睑水肿,所谓“睑浮肿者,脾虚不健运也”,根据肿的程度部位不同还具体分为“上睑肿者,脾气热也”“目下肿者,水在腹也”和“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消渴者,病水也”三种情况,提供了基本的辨证思路。除了常用的望色和望面,《望诊遵经》中还独创“诊唇望法”专门望脾胃疾病,内经中称脾其充在肌,其华在唇,故有了望唇知脾的手段,认为“唇黄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纵者脾下;唇坚者脾坚,唇大而不坚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举者脾偏倾”。虽然看起来有些片面,说服力不强,但可以作为先天禀赋的参考,进行体质学研究。正是这些理论使得脾脏象理论的底蕴深厚,各个方面都内涵丰富,有待我们发掘开发。

6.方药方面的进展

在方药方面明清时期主要为脾脏象理论补充了两大类,一是脾阴学说创立了一系列治疗脾阴虚证的方药,二是脾胃分而论之出现了很多治疗胃阴虚证的方药。

(1)脾阴虚证

明清以前,对于脾失健运往往责之脾阳不足,到了明清医家认为脾阴不足同样可以导致脾失健运,缪希雍受朱丹溪影响重视滋阴,首先运用甘寒类药物补脾,常用的有沙参、麦门冬、白芍、生地等,这些药物往往性味属酸,佐以一些性甘的药物,取酸甘化阴之意,补脾阴以健运。张景岳则在李东垣补中益气汤的启发下创立了补阴益气煎,去掉了黄芪、白术等甘温之品,加以山药、熟地一类的滋阴药,称“凡阴虚于下,水亏不能作汗,而邪有不解者,此方尤胜之”。唐宗海同样善于应用甘寒滋养的药物治疗脾阴虚,他推崇补阴药在煎煮的过程中应当“煎去头煎”。吴澄在《不居集》中拟出治疗脾虚的主方,根据阴阳细分,记载有“理脾阴”的方子9首,包括资成汤、理阴方、理脾益营汤等。

(2)胃阴虚证

刘完素很早就注意到治疗疾病时应当顾护脾胃,尤其是对胃阴的保护,很多辛热、苦寒的药物都容易伤及胃阴,缪希雍主张以甘寒之品补养脾阴,就是发现以往温燥之药,虽然可以健脾祛湿,但忽略了胃的生理特点,温燥之品使用不当会耗伤津液。叶天士在李东垣的基础上将脾胃分而论之,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李东垣重视脾脏而忽略了胃的不足,这与温病易伤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温病的特点使得叶天士经常使用像麦仁、石斛等药滋阴清热、益胃养阴,后世的温病大家也受其影响,提出温病伤胃津液者应该以甘凉、甘寒的药物治疗,如玉竹、麦门冬、芦根等生津除热。

总之,脾脏象理论是包含了脾的形态、功能、生理特点、病理状态等一系列内容的理论体系。它可以用来解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疾病的病证分型,治疗疾病的各个阶段,属于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发展,它不再是最初的一个孤立的脏象理论,与其他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中医整体观的思想。从古至今,各个医家根据脾脏象理论来论治疾病,又在论治疾病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入自己的临床经验,使脾脏象理论不断丰富,生生不息。如今现代医学的引入,又使得脾脏象理论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脾论治相关疾病涉及八大系统,大大小小疾病数十种,可以说涵盖了医学的方方面面。医学的进步不会停止,就像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一样,相信脾脏象理论还会继续发展,为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