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心脑血管病理论体系发展期的从脾论治思想
随着中医理论体系进入发展期，数千年间，相关内容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理论体系发展期的开端，即五代十国与隋朝时期，隋代医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的诞生，对于从脾论治思想的完善与进一步深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各种疾病病因、病机和证候之专著。这本专著继《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之后，使中医理论体系更为丰富。其中对于病因的独特见解颇多，而且大多是正确的认知，这本专著的诞生使中医病因学说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是中医理论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比如该书对传染性疾病的认识，就论断其病因为“感其乖戾之气而发病”。《诸病源候论》中涉及脾胃的内容，部分原文如下：“脾者，脏也。胃者，腑也。脾胃二气，相为表里。胃受谷而脾磨之，二气平调，则谷化而能食。若虚实不等，水谷不消，故令腹内虚胀，或泄，不能饮食，所以谓之脾胃气不和不能饮食也。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脾是五脏之一，胃是六腑之一，脾胃两者互为表里。胃受纳水谷，而脾气腐熟水谷，使其成为精微营养物质，脾胃之气功能正常，则五谷能够正常运化；若是脾胃功能受损，则五谷无法消化吸收，就会出现或腹内鼓胀，或泄泻不停，或不能进食等症状，这就是脾胃之气不和所造成的。”
明朝时期，医家李中梓撰写的《医宗必读》为一部综合性医书。可以说这是李氏行医多年的经验与心得结晶。全书共计十卷。卷一为医论及图说，共有医论十四篇，内容分别为论述医学流派传承，脾肾等先天之本、后天之本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古代关于脏器的解剖生理学亦有涉及，并附有疑似证之辨治及仰人、伏人骨度图，改正内景脏腑图说等，可以说李氏的医论十四篇图文并茂，使人有兴趣阅读。卷二则记载了明朝时期的新著四言脉诀、脉法心参、色诊，同时对先代多位名家的各种观点及相关论述加以摘录，并针对其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也对旧本进行勘误。卷三、卷四则与药物相关，论药四百四十余种，分草、木、果、谷、菜、金石、土、人、兽、禽、虫鱼十一部，按照药物的性味、归经、功用、主治、配伍及禁忌等规则来对上述药物进行描述，对于临床用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其中关于各药的描述都以歌赋形式来表现，对于不明之处亦有小字注文阐明出处，详解含义，便于翻阅者阅读背诵。卷五为伤寒证治。卷六至卷十，共列伤寒、真中风、类中风、伤风、虚痨、水肿胀满、积聚、反胃噎膈、痢疾、头痛、呕吐哕等三十五种病症的证治。其内容涵盖理法方药，又包含李氏自己临床多年的经验心得，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为大众所接受。李中梓的相关论点之中传播最为广泛的是，“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气血俱要，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乙癸同源，肝肾同治”。书中载自制新方七首，如润肺饮、阴阳攻积丸、肺涌神汤、拯阳理痨汤等；治泻九法；治癃闭八法。除此之外，对于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李氏也做出了较多贡献，如对中医难治的积聚证，李中梓首倡初、中、末三期分治的原则。必须提出的是，在治疗中，李氏除行医用药之外，对于患者与家属的心理现象也十分关注，是历代医家中较为少见的，提出重视医学心理现象的医家，因此其诸多理念为后世医家所接受，并且多为专著所引用，李氏的一些观念在当时看来具有相当的进步性，乃至到了现代，仍为医家所遵奉，可见其理论观念对中医体系的影响之深。
李中梓在《医宗必读·卷一·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提及：“脾何以为后天之本盖婴儿既生，一日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其大意为：脾胃为元气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因此自婴儿降生世间开始，一日不吃饭就会觉得饥饿，七日不吃饭就会肠胃无从摄入营养，导致机体缺乏养分，甚至失去营养成分，导致个体死亡。按照我们现阶段的理论，中医以肾为先天之本，以脾为后天之本，其含义是，胎儿生存生长的精微物质都来源于母体供给，肾可以用来储存母体所提供的营养物质，因而肾为其先天之本。胎儿脱离母体之后，失去了母体所提供的精微物质，这就需要后天通过进食，于体内摄入足够的饮食水谷化为营养物质，这种营养物质在五脏六腑的共同作用之下输布全身，濡养全身的脏腑经络、肌肉皮毛、四肢百骸。因此可以得出相应结论，脾作为后天之本，其对机体的作用更加持久，更加不可忽视，因此对脾胃进行养护是极为重要的。也正是因为脾为后天之本，如果脾胃功能受损，则人体吸收精微营养物质的能力就会随之产生异常，与之相伴而来的，便是千奇百怪的种种病症，因此从脾论治可以说是很有必要的处理方式。
明代医家薛己，著作颇丰，除撰写了《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疠疡机要》《正体类要》《口齿类要》，薛己还对多本医书进行了校订，为薛氏所校订的有《妇人良方大全》《小儿药证直诀》《明医杂著》《外科精要》等数十种。薛氏所校订的医书有如下特点：他所选注的皆为有一定知名度，传播度也较为广泛的医书。薛氏对医书文字、内容进行校订之后，还会在文后备注小字，表达自己的观念想法。可以说薛己的学术思想，是在深入研究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个人多年临床经验心得而最终成形。在当时（元末明初），世间盲目仿效朱丹溪用药之法，不懂辨证论治，一味使用滋阴药物的积弊日深的情况下，薛氏敢于结合自己临床的经验，反对世人错误的观念，提出新的观点，在理论上，对脾胃之功能有着足够的重视，其中尤为注重后天之本脾胃与先天之本肾之间的关系；在临床辨证治疗之上，善于对症论治，善于使用温补之药。可以说薛氏的相关论点与明代以后诸医家对先天之本的探索逐步趋于深入是有着相当明确的因果关系的。薛氏对王纶所著的《明医杂著》进行校订，并在《明医杂著·丹溪治病不出乎气血痰郁》中言道：“人以脾胃为本，纳五谷，化精液，其清者入荣，浊者入卫，阴阳得此，是谓橐裔，故阳则发于四肢，阴则行于五脏。土旺于四时，善载乎万物，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这段理论的大意为：“人的生长发育是以脾胃为后天之本，需要通过脾胃来消化吸收摄入的五谷杂粮，通过脾胃功能将五谷转化为精微营养物质，这些精微物质中的一部分化为营养物质，润养全身脏腑组织，另一部分性质较为彪悍则起到卫护人体、抗击外邪的作用。所谓的阴阳大概就是如此。所以阳气于四肢百骸体表之间流动，阴精则为五脏六腑、内脏组织所吸收。脾为土脏，正如土象，四季皆可以种植万物，养育万物。人体的脾脏功能正常，则全身组织都可以得到滋养；若人体的脾脏功能出现异常，则机体会失去营养物质，四肢百骸都会出现损伤的情况。由上述内容可见，薛己对于脾胃生理功能的认知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他尤为强调脾胃与气血生化的关系，脾胃功能正常则人体机能会正常运行，这恰是薛氏所倡导的“人以脾胃为本”的主导思想。
李杲（李东垣）为金代著名医家，其为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李杲其人据《元史》记载：“杲幼岁好医药，时易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千金从之学。”意思是李杲年幼的时候就喜欢学习中医药的相关知识，刚好当时张元素因为医术高超，闻名于燕赵地界之间，李杲为了向张元素学习医药，不惜捐赠数千金。李杲虽然不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但是因为其深受授业恩师张元素的影响，对于医学之道有颇多创见，编著的专著较多，因此其在易水学派中也是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的。现存的李杲也是著述颇多，其中包含《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东垣试效方》《兰室秘藏》《活法机要》《医学发明》等。此外另有《伤寒会要》《用药珍珠囊》《保婴集》《五经活法机要》《伤寒治法举要》《东垣心要》《医学辨论》《疮疡论》《医方便儒》《万愈方》《药性赋》等散见的相关记录，但根据今人考证，其中应该有部分内容已经亡佚，有部分内容则已经确认是其他医家借李杲之名的依托之作。
李杲其人创立了脾胃学说。正因为如此，李杲对脾胃的生理功能的相关认识较之前代医家更为系统与深入。李杲认为脾胃才是元气之本。可以说与前代医家相比，李杲对于脾胃之气与元气的关系的认知更为深刻。同时李杲认为胃气是元气之异名，二者其实是同一物质。按照李杲的认知，人身之气的来源只有两种，一为孕育之时，先天父母所给予的营养物质；另一种则是降生之后，后天所摄入的饮食。人出生之后，来自父母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停止供养，人体精气就只能依靠后天脾胃的运化功能来消化吸收食物。因此李杲在著作中曾经提及：“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非胃气不能滋之。”由此可见，李杲认为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之得到补充亦充盛；若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
李杲曾经在《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中提及：“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数者，皆饮食入胃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既脾胃内伤，则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则六腑阳气皆绝于外。故经言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者，是六腑之元气病也。气伤脏乃病，脏病则形乃应，是五脏六腑真气皆不足也。”这段原文的大概意思是说，元气、谷气、荣气等虽然皆可以说依赖于后天水谷精微物质的不断补充，才能保持这些人体所需之气的充盛，使生命不竭。而上述这些气，也不过都是胃气，只不过其因为作用的方式与作用的方法不一致而被冠以不同的名字。如果脾胃功能受到损伤，那么人体的中气就会受到影响，中气不足，则六腑所蕴含的阳气无法深入体内，五脏所蕴含的阴气与精微物质也无法传播于体表。中气受损，则机体随之而来也会受到损伤，其根本原因是五脏六腑的真气不足。从这段原文便可以看出李杲对于脾胃之气的重视程度。简而言之，李杲认为人体诸气本质上都归属于胃气，而胃气即为元气，只是因为功能不同部位不同，所以称谓不一。正因为如此，李杲所说的重视补土，不能够单纯地视为对脾胃注重补益，其理论的本质是元气才是机体真正最重之气，亦是其余化生之气的根本。
李杲博采众家学说，对于《黄帝内经》之宗旨更是奉为圭臬。李杲通读《黄帝内经》后，根据其中阐述的理论，发展出自己的学说，李杲认为：“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这段原文的大意为：脾胃为饮食水谷收纳之所，机体摄入的饮食首先为胃部所容纳消化，之后通过脾的输运功能，再经过肺的宣发功能，发散于全身，使机体得到营养物质的滋润濡养，这就是清气上升的含义；如果是经过胃肠道向机体下部运输，大小肠与膀胱的传化作用会将其营养物质吸收，残余之物不被机体需求，便被排出，这就是浊气下降的含义。根据这段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李氏认为脾胃凭借自己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功能，承担了人体气机升降的重要任务。可以说，精气的上行输布需要借助脾气上升之力，湿浊废物的下行排出则需要借助胃气下降之能。可以说李杲对于脾胃气机升降作用的认识，已经脱离了原有理论体系中的“脾胃只单纯具有消化的作用，对人体有益”这一观点，逐渐扩展为脾胃对机体精气代谢作用。在李杲的观点中，人体精微物质的升降输布都要依靠脾胃的升降功能才能正常运行。由此可见，脾胃的气机升降功能对保障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李杲的观念中，如果脾胃的气机升降功能失常，那么随之而来的，机体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病症，也就是李杲提及的“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同时李氏在《内外伤辨惑论》中亦提及：“或下泄而久不能生，是有秋冬而没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这里，李氏将内伤病归纳为两种病变，一种是升发不及而沉降太过；另一种是久升而不降，而其根本原因均在于脾胃的升降失常。这样，脾胃升降失常成为内伤病的主要病机之一。对待升降问题，李杲又十分重视生长与升发的一面。因为人体要想健康，要想拥有愉快的生存生活条件，首先需要人身之气正常运行，唯有这种状态才能使人拥有健壮的体魄与愉悦的身心，而这一切的首要原则便是保证人体的元气充足，而想要人体具有充足的元气，就必须重视脾胃之气的升发作用。究其根本，是因为李杲认为，只要人体之中元气充足，则脏腑充盈，荣卫之气运行正常，则百病不生，一旦出现元气虚损的情况，人体就容易出现多种疾病，而元气虚损大多是因为脾胃之气机升降失常。因此李杲在临床辨证治疗中，非常重视脾胃之气的升发作用，其根据上述理念所创立的补中益气汤（出自《内外伤辨惑论》，方剂组成为：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人参、甘草、当归。方中黄芪味甘微温，入脾肺经，补中益气，升阳固表，故为君药。配伍人参、炙甘草、白术，补气健脾，为臣药。当归养血和营，协人参、黄芪补气养血；陈皮理气和胃，使诸药补而不滞，共为佐药。少量升麻、柴胡升阳举陷，协助君药以升提下陷之中气，共为佐使。炙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升阳益胃汤[出自《内外伤辨惑论》，方剂组成为：黄芪、半夏（汤洗，脉涩者用）、人参（去芦）、甘草（炙）、独活、防风、白芍药、羌活、橘皮、茯苓（小便利，不渴者勿用）、柴胡、泽泻（不淋勿用）、白术、黄连。重用黄芪，并配伍人参、白术、甘草补气养胃；柴胡、防风、羌活、独活升举清阳，祛风除湿；半夏、陈皮、茯苓、泽泻、黄连除湿清热；白芍养血和营。适用于脾胃气虚，清阳不升，湿郁生热之证]等是具有升发阳气作用的代表方剂。
除却关于脾胃气机升降的观点，李杲还明确指出：“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其含义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饮食不节，起居不慎，过度劳累，情致因素等均可引起生化不足，而气血精津全赖脾胃输送。因此可以说，脾胃在维护人体健康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保证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注重调养脾胃，保证脾胃运行输布水谷精微的功能正常运行，脾胃气机升降有序，这样才能使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与良好的生活状态。
明代医家张介宾（张景岳），总结其临床三十余年的经验心得，以及对中医经典古籍《黄帝内经》刻苦钻研的成果，最终编撰著作《类经》。《类经》其内容按名所用，章节采用以类分节，各节各种疾病内容翔实，并佐以相关注释，逻辑明确，条理清晰，对阅读者来说十分便捷。在医学理论方面，张景岳依据《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记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提出“阳非有余”及“真阴不足”“人体虚多实少”等理论，并依据自己的理论，主张对于真阴元阳要多加注意，临床治疗应该加以补益。同时张介宾对当世滥用朱丹溪、张从正等医家之方药提出批评，建议对于寒凉药物与攻伐药物要对症下药，倍加谨慎，不可乱用。因其在临床辨证之中多用温补方剂，故被称为“温补学派”的创始人，法承其治则的即为温补学派。张介宾著述颇多，除却《类经》，尚著有《类经图翼》《类经附翼》为《类经》作以补全，其还著有《景岳全书》《质疑录》等中医学经典著作。
张介宾在《景岳全书·杂症谟》中提及：“脾胃有病，自宜治脾，然脾为土脏，灌溉四旁，是以五脏中皆有脾气，而脾胃中亦皆有五脏之气，此其互为相使，有可分而不可分者在焉。故善治脾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能治脾胃而使食进胃强，即所以安五脏也。”原文的大意是，如果脾胃脏器功能受损发为疾病，自当对脾脏用药，但是脾脏的生理功能为灌溉润养其他脏腑，所以五脏之中都含有脾气，同样的，五脏六腑互相影响，脾胃之中也会有其他脏腑的气存在，这种情况便是我们常说的互为相使，五脏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擅长治疗脾胃之病的人，也能够调整五脏，也就是说，想要治疗脾脏相关疾病，使脾脏能够发挥其后天之本吸收运化五谷的功能正常运行，也就能够使五脏安稳。原文强调了脾统四脏，通过自身功能滋养其余脏腑，以至五脏中皆有脾气，因此务必保证脾胃功能正常运行，脾脏功能正常，才能够正常地受纳腐熟水谷，化生精微营养物质，润养其余脏器，这就是所谓的治脾能安五脏。
清代医家沈金鳌著有《沈氏尊生书》一书，其中收录有《脉象统类》一卷、《诸病主脉诗》一卷、《杂病源流犀烛》三十卷、《伤寒论纲目》十八卷、《妇科玉尺》六卷、《幼科释谜》六卷、《要药分剂》十卷，共七种计七十二卷。沈氏编撰时，广为搜集先代列位医家名论，广博采集列位医家之长处，并在著述中根据自身多年行医经验加以阐述扩展。整部书内容完备，论述翔实，因此流传较广，阅者甚多。
其在《沈氏尊生书》中言道：“脾统四脏。脾有病，必波及之，四脏有病，亦必有待养脾，故脾气充，四脏皆赖煦育，脾气绝，四脏安能不病，凡治四脏者，安可不养脾哉。”其大概意思是：脾脏统管其余四脏。如果脾脏患病，则必将对其他脏器造成影响。若是其他脏器患病，治疗之中也务必要考虑到针对脾胃功能进行治疗。只有脾气充盈，其他脏器才能够受到脾脏运化水谷精微营养物质的滋润。如果脾气绝，则其他脏器必定会功能受损，无法正常运行。所以治疗其他脏器疾病之时，怎么能够不养护脾脏呢？沈金鳌是古代医家中首次明确提出“脾统四脏”这一理论的，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沈氏与前文所述的张介宾的观念思想趋于一致，二者对于脾气安和都十分重视，认为脾气为一身之重，唯有脾胃生理功能正常，才能令其他脏器组织得到滋养，为五脏安和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