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发展——战火纷飞下的实践补充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方面的著作流传于世的较少，一方面是由于年代久远，另一方面与三国时期相同，社会处于战乱不断的年代，书籍流传困难，为数不多流传下来的多讲究精简与实用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叔和的《脉经》与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等一系列方书。
1.诊断方面
《脉经》在对脾及脾病的认识与之前大致相同，但作为一本描述脉象的书籍，该书丰富了脉诊在脾脏象理论的空白，为后世在脉象上诊断脾病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脾运化失常，完谷不化脉象上表现为“浮滑而疾者，食不消，脾不磨”，其中脾不磨很形象地描述了脾主运化的功能；对于虚实鉴别，疾病的转归提出“趺阳脉浮而涩，浮者为虚，涩则伤脾……脉紧而涩，其病难治”，认为脾虚脉浮，若脉涩者伤脾，脉紧而涩则邪盛难治。除了脉象，比如对于“胃反”病，称之“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寥寥数字对胃反这个病描述的清晰具体，一直沿用至今。总而言之，《脉经》作为一本脉学专著对于脾病脉象的描述具体，主要围绕脾虚，脾失健运，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较少。
2.方药方面的进展
除了《脉经》，以《本草经集注》《肘后备急方》为代表一系列方药集。它们中都有治疗脾虚、脾失健运的方药，两本书都提到了橘皮有止吐、止痢疾的功效，强调治疗脾胃疾病时重视脾脏“消”的生理功能，对于脾虚的患者不能仅以补为主。认为脾的功能以“消”为主，明确脾胃的分工，胃为水谷之海，承载食物，消化以脾为主，此所谓“胃受而脾磨之”。《肘后备急方》中还提到了以人参调蛋清用来治疗吐血等血证，是最早将脾主统血理论付诸实践治疗疾病的案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存世较少，但对脾脏象理论的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笔，首先补充了脉诊，强调了脉诊的重要；其次对现有的理论加以应用，创立很多经典方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与朝代更替一样，脾脏象理论正因为魏晋南北朝的积累，才能在隋唐时期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二）隋唐时期发展——繁荣经济下的国家支持
隋唐时期经济、文化鼎盛，国家重视医学发展，不仅出现专门的医学考试，还有国家统一发行的医学著作，加之唐朝对外开放，大量外来思想文化对中医也起到了不小的影响。随着纸张和印刷技术的成熟，很多优秀的中医书籍也得以流传下来，主要以《诸病源候论》为代表的理论书籍和以《千金方》为代表的重视方药的书籍。
1.理论的扩展与完善
在魏晋隋唐之前，医家认为脾胃共同运化水谷，并未对脾胃的功能进行分工细化，而在《诸病源候论》中正式将脾胃分工明确，认为脾主运化水谷，胃主受纳水谷，两者互为表里，胃作为水谷之海，靠脾气以消水谷养五脏。这与现代医学认识的胃为消化主体有着很大的差异，正是得益于这次功能的分工细化，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脾在运化上的重要性，为后世脾脏象理论中脾主运化学说的正式提出走出了坚实的一步。《诸病源候论》中有专门的章节讲述脾病病机，在《诸病源候论·脾胃诸病候》中“胃为水谷之海，主受盛饮食者也；脾气磨而消之，则能食”认为脾胃疾病主要从脾胃两脏受盛和消化水谷的功能上论治。具体应用在《诸病源候论·久腹胀候》中有提及“脾虚，寒气积久，脾气衰弱，故食不消也”，认为腹胀的病机为脾虚日久，寒凝不散则食不消，积聚在胃内导致腹胀，治疗上应以温阳健脾为主，认为寒气最易伤脾。脾胃疾病在该书篇幅很大，除了专门论述，在众多章节中也有体现，《诸病源候论·消渴候》云：“夫五味入于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提出消渴与脾胃相关；《诸病源候论·湿候》云：“脾与胃合，俱象土。”提出祛湿当健脾。可见该书不仅丰富了脾失健运理论，还对脾运化失常导致的消渴、水肿、水湿泛滥等疾病加以论述。
2.方药方面的进展
《诸病源候论·脾病候》云：“脾气盛，为形有余，则病腹胀，溲不利，身重苦饥，足萎不收，行善，脚下痛，是为脾气之实也，则宜泻之；脾气不足，则四肢不用，后泄，食不化，呕逆，腹胀，肠鸣，是为脾气之虚也，则宜补之。”认为脾病无外乎虚实，实则应泻，虚则宜补。但方药发展的一大顶峰还是在唐代，以《千金方》的出现为标志，作者孙思邈被后世称为“药王”，他创作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总结多年行医经验，对很多古方经典方增减，使其泛用性提高。对脾脏疾病更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从虚实入手创脾劳、肉极，以寒热辨证，论治热痢、冷痢。涉及疾病之多，从便秘、痢疾到虚劳、血证，年龄跨度之广，从成人疾病到小儿痢疾。以健脾丸为代表治疗饮食不消，雷鸣腹胀；温脾丸治疗久病脾阳虚；槟榔散治脾寒饮食不消，劳倦气胀；补气健脾治疗出血、咯血等血证。这些方药涉及脾病的方方面面，故后世学者将《千金方》作为脾脏象理论方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