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前原生期
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不可回避地要以史前文明为起点。然而，这个距今以千万年计的时期是如此遥远、深邃、幽暗和神秘，人们只能借助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者以艰辛研究取得的实证成果为据进行逻辑推理，在文字和头脑中复现原始人的生存世界与生存方式，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对周遭自然界的认识。也许，为此还要加上我们自身的体验和推测。认识遥不可及的人类原始时代，和认识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一样艰难，因为我们永远回不去，摸不着底。
学界现在较为普遍公认的人类从动物界走出的时间，约在800万年到700万年前，区别的主要标志是：人可直立行走，有语言能力，能借助身边的自然物作工具去获得满足生存所需之物，以及与此相伴出现的群居生活。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则是文字的出现，私有财产和社会制度出现等级与特权，原始平等结束。
原始初民对居住地的选择，首先是对可生存自然的选择。“中国文明是新旧大陆上第一批原生文明之一”，[5]它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自然环境形成的。中国文明的活动舞台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地域辽阔，地势西高东低，山脉走向纵横交错，全国水系也相当复杂，构成了独特的山水网络。在气候方面，因地理位置的南北跨度大，使领土内具备了从热带到寒带的完备空间带。又由于中国位于最大的陆地与最大的海洋之间，具有大陆性季风气候的特征，总体上年温差大，大部分地区四季分明，雨量集中在夏季，东部充沛而西部稀少。[6]“如此多变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史前文化与古典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地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7]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考古学者相继在多处发现原始人的居住遗迹，证明了这一点。其中，黄河流域渭河边的中原文明是最早被发现的，且在古代长期为我国历史上各朝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对中华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故通常被称为中华文明的代表。
原始初民对自然的认识，首先是身边的地理环境。这片土地能提供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质，人们从中可找到为更快、更易、更多获取物品而制作工具的自然材料，这些都是初民自身不具备的身外之物。尽管此时他们不可能用自然的“概念”来概括这些身外之物，包括植物、动物、日月山川、风雨雷电，但他们处于自然之中，用自己的身体和各种活动，真实地感受着这一切不是他们自己，也不是他们的同类，而是与同类不一样的身外之物。
把人与自然区别开来，承认自然外在于人类，这也许是人类关于自然的最原初认识。
原始初民对具体自然物的区分，首先以对自己的利害为标准：凡是有利的，都喜之、获之、用之，进而敬之、谢之；凡是有害的，则躲之、避之，一旦直面相遇，只能斗之，或因此而丧命，故而惧之、畏之。他们无法探寻“为什么”，于是就用自己因做梦、幻觉等而产生的在人肉身之外还有“灵魂”的感受，推至认定万物背后都有神灵，他们用放大自己的能力，加上想象，来形成各种神的形象和能力。在强大又不可捉摸、追究的自然万物面前，原始初民只能通过祈求神的恩赐、宽容，来取得心理上得到自然庇护的保证。在原始初民的集体表象中，存在着具有神秘力量的神秘抽象。[8]人类学家称其处在“自然泛神论”阶段。大自然对于原始初民而言，不但具有物质的意义，而且由此生出神与神秘力量的原始信仰。这种原始思维形成的“集体表象经常具有极大的情感的性质”。[9]“在他们的表象中，感性世界与彼世合而为一。对他们来说，看不见的东西与看得见的东西是分不开的。……一切的一切，事实上永远都决定于神秘的力量。”[10]“而秘密力量、神秘影响、形形色色的互渗则混进知觉所直接提供的材料中，组成了实在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的合而为一。”[11]
将自然现象及一切不可解释的外在力量都归于神秘力量，“在自然界中表现出的神秘力量，大部分都是弥漫性的同时又是人格化的”。[12]自然、神、人在意识中的共存，构成了原始初民与神的双重关系：认知与信仰、实用与崇拜、依存与敬畏并存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被史学家称为人与自然的“初始和谐”关系。
原始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信仰，不仅普遍存在于意识状态，在部落中往往还以祈神、祭祀等群体活动的方式呈现。由此而引申、发展出两个结果：一是具有代表人与自然神秘力量沟通能力的人之选择，即被称为巫师的人在每个部落中相对固定化，成为文化职业与体力劳动开始区分的标志。巫师又通过将特殊的占卜符号和活动过程形式符号的刻录式记载，构成了后人可发现的文字初创的物质证明。在中国，最突出的就是甲骨文的存在。[13]二是群体祭祀活动的程式化，通过人参与活动而得到强化，并同时用语言的方式记述、传播，渐渐地世代层积为相对固定的民俗和传统，后世还以语言和文字的双重方式代代相传。
作为祭祀、祈求活动中的被祭祀者，主要是神与祖先，每个部落还有自己的图腾。在活动中，因对这些功绩、神力和形象的叙说与展示需要，一方面会使崇拜对象渐渐集中化，从泛神、多神到一神，另一方面又促使叙说内容夸张，充满想象又与人世相关，故事化的、今天所称的“上古神话”逐渐形成。这些神话已成为研究原始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神话使我们看到，神话创造者们已不再把与他们生活、生产活动相关的直接对象中的神秘力量作为膜拜对象，而是去追溯源头，即那些更宏大和遥远的创世式问题，诸如天地万物是如何产生的？人的祖先是谁？谁是人类中值得崇拜、感恩和纪念的神（或英雄）？他们的遭遇和行为则表达了神话创造者理想的人与自然关系。这是人类在史前原生期对关于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观念上的一个重要集聚与推进过程，标志着新文明诞生所需要的文化要素的渐生，各民族的文化基因之差异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
在梳理过程中，引起我惊叹的是：人类精神意义上初始文明的出现，恰恰是由对所谓超个体、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信仰，而形成的对神及神话的创造、膜拜、集体仪式、巫师等在今天看来都属非理性力量的汇聚。何以会如此？
也许，这正是人的心灵之自然本性的原始式表现：对未知充满好奇、兴趣；遇到新鲜未知的事物会问是什么、为什么；面对无法直接求解的问题，会猜，会想象，会追寻是什么、为什么、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的答案。这些创造物在今天看来会被科学家视作愚昧或迷信，可是，它不仅以其内在的原始力催生了文明，而且依然沉积在每个个体的心灵结构深处（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言的“集体无意识”），“是每个人刚刚学会说话，刚刚通过教育来与他个人的自然发展紧密结合的时候开始进行的”。[14]如今，学者们对原始初民关于自然的集体意象和精神生活的回溯，也许，有利于我们理解何为人之自然的初心，有利于教育者读懂何为儿童的逻辑，提醒成人不要简单地用我们的思维“剥夺了它们里面的基本上具体的、情感的和有生命力的东西”。[15]
在这里，我只能用“也许”来表达自己赞成的观点和想法，不只是因为还有许多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16]而且因为无论哪一种关于原始社会的观点，都只能还处在“也许”的地步。所以，在我看来，对原始初民的研究，还可以从后期人类发展的实际进展中作出验证。一般而言，凡是经久不灭的东西，不被时光销蚀而顽强存在的东西，就是原始而自然的。这里的“自然”，更在“本性”的意义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