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学校变革推进中的常见管理问题
以治理理念重审我国学校变革及其推进，不难发现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痼疾。结合学校组织及其成员的特殊性，更可以明确学校变革推进中的常见管理问题。
有关学校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原来比较多地从公共管理、企业管理或政府管理研究引进。就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而言，这些理论有一定启发价值。但学校是具体、独特的专门教育机构，不是抽象、通用的社会组织，更不是企业单位或行政机构的翻版，不能也不应照搬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研究的理论与做法。学校在产生之初，就有迥异于企业、不同于政府机关的独特功能和实践。独特的功能需要独特的结构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机制和行为文化；独特的实践需要独特的理论，不能直接从企业管理或行政管理进行推演。因为它们往往并不关注学校组织及其成员的特殊性，更不可能以之作为研究思考的大前提，这是教育、学校教育研究者必须自己研究思考的基本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寄望其他研究者承担。
对学校管理问题的研究思考，首先要有对学校及其成员之独特性的基本理解，并结合有关发展趋势和中国当代学校实践进行综合分析。
学校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它通过人类群体创造的文化培养人，又通过新一代社会成员的养成，实现社会和人类文化的更新性再生产。这不同于政治、经济机构。作为学校组织基本成员的师生，一方面拥有必需的文化资格，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文化发展、自我实现、变得更美好的“似本能需要”。他们通过与人类社会文化进行交往，实现传承、发展与更新。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交往的前提是群体规范，因此，学校组织具有鲜明的文化性、规范性、道德性以及交往转化性。在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学校的这些基本特征将越来越弥漫、显现，得到更普遍重视。“学校是一种不同于企业组织的学习共同体，教师的工作不可能由‘科学’来界定，具有专业精神和教育信仰的教师自会坚守‘做正确的事情’的底线，并能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因此，校长的第一要务不是监督考核，不是和教师去做交易，不是为教学工作开具‘科学处方’，而是建树目的和文化建设。”[7]
学校处于特定时代，为实现特定教育目标而专门设立，在传承自身发展历史的同时，与所处时代、社会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中国近代学校形态，是在清末民初为救亡图存而从国外引进的，与传统形态迥异，诞生之初便责任重大，发展过程中亦问题重重。发展至今，在信息化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国学校面临多重交织的复杂问题，需要重审千年传统、百年嬗变，结合当今时代精神与社会需求，确立新愿景，采取新内容，经历新过程，创建新形态。这是一场从近代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整体转型性变革，“它不仅要对原有的形态作深入的分析与批判，发现具有全面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而且要按新的价值取向和观念系统，做出新的系统策划和在实践中进行重建”。[8]学校整体转型性变革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转化的漫长过程，需要长远目标的指引、阶段推进的策划和日常创新的积累，需要学校变革主体，尤其是决策主体发挥能动性。这首先是对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领导团队提出的学校管理改革任务，包括学校发展规划的策划与协同修订过程，各领域分工负责又整体融通的组织、制度变革，以及各类行为主体的价值提升、实践智慧和文化形成等。
在明晰治理理念与学校特殊性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弄清制约学校变革推进的瓶颈式管理问题。
1.运行重心太高，科层制明显
学校变革在学校发展规划和文化建设方面，常见问题是停留于对上级规划和文化口号的演绎，运行重心太高，自上而下的惯习变化不大。规划“墙上挂”、文化“文字化”，主要功能异化为“应景”，给“上面”看，给“别人”看，缺失了应有的“发展”“内在”价值。外在于学校具体情况和广大成员，并非其自身发展需要和内在追求的所谓“发展规划”和“文化建设”，难以得到学校广大成员的认同，没有广大成员的认同、参与，就培育不出治理能力，也就难以以治理理念推进学校变革。
在学校组织和制度改革方面，党—政—工、高—中—基层，结构上仍呈现明显的科层制特征，缺乏网络化的民主协商和灵活沟通机制，即不能满足微观教学与课程改革的经验提炼、推广，也难以创造性落实宏观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制度繁杂，重事轻人，重“管”轻“理”、重“罚”轻“奖”、重物质轻精神，缺乏对教师内动力的激发和队伍建设的凝聚与促进。在从管理（狭义）走向治理的路上，还有很长距离。
2.价值取向模糊，同一化明显
在三四十年的教育改革中，学校所做的改革之事不可谓不多，但是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忙的变革举措中，校长、中层、基层教师作为重要的变革主体，自觉地在做事过程中判断、抉择，提升自身的研究力、策划力和变革领导力，包括对学校教育观念系统和教师发展等方面的深度理解与自我认同，仍较多停留于经验的无意识层面，缺乏理性提升与深化。
就学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而言，学校教育培养人、育人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及其改革进行，其实，学校管理及其改革也有丰富、综合、直接和间接的育人价值，但是成事成人的教育管理观尚未得到普遍体现。“启动组织发展项目完全是一个价值观问题，……组织发展的价值观，随之而来的是对变革过程的基本理解，蕴含在组织发展中的有关学校的思维方式，所有这些都比组织发展的技术和工作方法重要得多。”[9]
现实存在的学校事实上千差万别，但是学校管理的理念与行为方式，却存在同一化现象。一方面，学校管理方式趋同于政治组织，缺乏必要的辨析和独特的创造，“教育产业化”“人力资源化”“班级老干部”等现象一度或至今仍普遍存在，有关改革的力度与效果尚不明显；另一方面，学校与学校的管理理念和实践也大同小异，即使是力图体现学校个性的特色建设，也往往停留于个别项目或校训表达，而非整体特质。在具体发展历程和当代时空背景中，纵横交织、综合生成的，内外整体融通的学校特质研究尚未引起普遍重视。[10]
3.系统赋权不足，综合融通缺乏
这和前面两个问题都相关，同时受到学校系统外部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对教育系统赋权不足；在教育系统中，对学校赋权不足；在学校系统里，对广大教师赋权不足。科层制带来的逐层挤压、赋权不足、普遍被动，导致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内动力和创造性，缺乏专业的内在尊严，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赋权不足问题。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所需要的综合思维，创造性落实治理理念所需要的生态式融通思维，尚待培育。
上述这些都妨碍了学校变革推进中的校本创造与具体深化，也有悖于治理理念所强调的多元化、个性化和互动共生。重心下移、成事成人、多元参与、协商互动，这些在广义管理（含领导）领域的发展趋势，恰恰可以解决目前学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在分布式领导和治理理念下，学校领导与管理变革需要确立成人成事的价值观，建立责任人与合作者的人际关系，在变革过程中重心下移，开放互动，最终实现动力内化，达到新常态下的螺旋递进式自组织运行。反过来，在切实进行学校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清晰相关的基本理念和大势所趋。在明晰基本理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重建学校管理的理念与实践，牵一发动全身，推进学校整体变革，进而创造性地落实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