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几点结论
（一）中华文明在史前传说中就表达了人与天地、宇宙混沌共生的观念。人是自然的内在构成。人还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开天辟地之伟业，获得了自由而广阔的生存空间。中华原始神话是民族魂的夸张，却呈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积极面对自然的自强、乐观之精神面貌的本色。后继的文明社会承继了这一本色，并得到持续、丰富和不断提升。
（二）中华古代文明基于农耕生产，与自然界天然地保持着生存、生产、生活意义上息息相关的依存关系。古代先辈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认识的深度与持续性，以及整体互渗、过程互动、万物关联、生生不息的思维方式，使其成果达到的高度与独特性，独树一帜于世界古代史，直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中华古代文明在整体上呈现出浓郁的以自然为根的气息。人文与自然的深度纠缠，不仅表现在涉及面的广泛多元上，还表现为层次的不断提升：从文明最基础的文字符号——汉字始，到阴阳两气物质性、五行基质的提出，再推及各领域中“元”的提炼；用“一”“二”“三”表达万物之间的生生关系；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模式，既反映了“元”之间的次序，又呈现了系统内的平衡机制和运转模式；它使计数和数字符号呈现出自然、人文的色彩。这一人文与自然的纠缠还达到了主要概念层次，如天本身内含着自然与人文的复合性；自然内含着造化的总称和万物生长须遵循的自然而然之法则的双重意义，等等。
最后，关于自然、自然与人的多种关系、自然的价值等自然观的经典观念，除了渗透在农历所代表的时间文化，以及《黄帝内经》所代表的人体医学文化中，还经由先秦诸子提升到哲理层面，呈现出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底色。《周易》则作为能预测万物变化的最早之过程哲学独傲于世。
中华古代文明的自然观至秦汉已处成熟阶段，并形成了由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组成的独特符号系列的中华文明表达体系，可称其为中华经典自然观，且达到了世界古文明的高峰。
（四）中华古代经典自然观之所以能代代相传，一则因为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文字、学校、制度等多种基于官方的正式的传播与活动系统，再则是因为基于农耕文化所形成的民间系统的长期存在，绝大部分农业人口虽不识字，但始终不离土地，与自然朝夕相处，又通过习俗传统、口语文化、戏剧等形式，便使经典自然观在家家户户广为流传，延续至今。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虽呈增长趋势，但敬重祖先的传统，使来自农村的城里人之根还在乡土；城里人的生活虽远离农村自然，但精神深处的根还未完全脱离自然。由此可见，中华古代文明中天人相合的理念，不只是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的存在，它还是实践的、生活的活体存在；它不仅体现在政府、社会等公共制度和公共活动层面，而且还渗透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千年相传而不失其本。
（五）时至今日，我们要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华古文明的经典自然观，必须“去蔽”，只持古代一派之言、一方之史，均难以完成。对如此多元、博大、综合、动态、复杂、系统的经典自然观之把握，需要我们打开视野，改变思维方法，重新阅读史书与经典著作，以突破原有粗疏和偏颇的认识框架，认真抽析多派哲理的精华，加以综合，形成新的认识。这一溯源过程本身，也是我们自身对自然的再认识，对中国古代文化中自然观的再认识。就本人而言，这是一次个人意义上的对中华文明之根的回归，是因回归而获得精神生命的滋养过程。没有这些改变，我们很难真正读懂传统、热爱传统并深度发挥传统的教育价值，很难真正使中华传统中精深的自然观在今日得到复兴、发扬并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应该说，这一研究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庆幸的是，我们已经踏上征程。
【注释】
[1]《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续研究由本文作者承担，本文为“之二”。“之一”未标，题为“终身教育视界：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聚通与提升”，首发于《中国教育科学》2016年第3期，后刊于《“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其主题是从“社会教育力”的角度，探讨教育基本理论中社会与教育的内在关系，并提出在国家加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教育改革诉求，以推进终身教育在理念与制度意义上的全方位、渗透式、多层面推进与加强。本文明确加副标题为“之二”，是继“之一”后，将“论纲”延伸到“自然与教育”的关系领域。无论“之一”还是“之二”，都是对当前中国社会改革深化的教育学探讨，是学校整体转型性变革对宏观教育改革深化作出的中观层面的回答，更是对教育基本理论建设领域拓展和研究的深化与推进。它秉持了“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的研究风格：直面当代中国深化和教育改革深化的现实问题，用理论与实践交互生成的路线，为中国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学的当代发展作贡献。
[2]作者简介：叶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基础教育改革等。
[3]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博凡，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3.
[4]以下论述，在不同阶段会或多或少涉及其他国家或民族，或因有共同性（越是早期，人类的共同性表现越多），或因比较，或出于认识的完整，但主线和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
[5]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426.
[6]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426—428.
[7]同上：428.
[8]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5—35，56—61.
[9]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76.
[10]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76.
[11]同上：425.
[12]同上：380.
[13]关于中国文字的诞生，不只是可从甲骨文上溯源，还有不少地区发现的岩画等，也提供了资源，包括初民的生活情景记载。
[14]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01.
[15]同上：427.
[16]列维-布留尔的著作《原始思维》包含着大量的人类学调查实证资料。对他的观点，有赞同，也有批评，中文版由1930年的俄文版译出，用英文版校订。书中附录还保留了一些批评意见，以及对批评的批评。译者在译后记中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17]黄德宽.书同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10.
[18]同上：27—41.
[19]瑞典学者林西莉著，李子义译的《汉字王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有生动的汉字构造案例，且有深度地阐述了汉字的独特产生历史，及其与大自然、中华民族生存和文化的关系。本人称其为当代外国学者著的“说文解字”，推荐一读。
[20]本文的归纳不同于文字学家的“六书”造字论，语言学家对汉字的分析有很多专著可供大家参阅，不一一细述。本文的立足点是小学教育中识字教学的分类，但并不反对也不违背汉字构造的基本规则。取这一立场，是为了进一步开发汉字在教育中的育人价值。
[21]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2—3.两位作者是神话研究的专家。民族学家、神话学家杨堃在该书的“序”中指出，这是中国创世神话中推出的首部专著。
[22]据作者所述，盘古神话在秦汉间已有多种说法，故“由此可以断定，盘古神话产生的年代，当早于秦汉”。请参阅：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0—41.
[23]其他版本中也有盘古执斧凿创世界之说，这显然是后期的演化之作，至少在青铜时代农民劳作已普遍能使用铁器之期，且会使人联想起“愚公移山”的故事。
[24]淮南子·览冥训。
[25]淮南子·览冥训。
[26]这部分内容的神话素材可参阅：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5—169.书中原标题为“天梯与天的升起”，本文中的标题由本人自立。
[27]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5.
[28]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转引自：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6.
[29]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6，177—184.
[30]国语·楚语。转引自：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8.
[31]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二年，政府引进西洋历法，以阳历为纪年标准，将1912年1月1日确定为民国元年元旦，出现了官方用阳历，民间社会仍用农历的状况。直至1934年初，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强制废除农历年的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制定的年节放假办法，将春节作为唯一的传统节日列入法定假日，直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停止十年，但民间依然保留过年习俗。改革开放后，传统节日逐渐恢复为法定假日。这些短暂的废农历、停节庆活动，最终都被民众的习俗“战胜”。由此可见民俗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强大作用。参阅：李汉秋.传统节日的奥妙［M］.北京：中华书局，2015：4—5.
[32]在《说文解字》中，“年”的小篆字形为“
”，与“季”（
）字形近。“年”（秊）字的释文为“秊，谷熟也。从禾，千声。《春秋传》曰：‘大有’秊”。
[33]刘宗迪.古典的草根［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77.
[34]吕氏春秋·不苟论·当赏。
[35]有学者指出，年、季、月的概念，最早是依据物候来确定的，之后才出现天文历。本文中所述的农历是基于天文且趋于稳定后流传至今的历法，所以主要讲天象与时历的关系。但并不否认物候是更早的经验性判断时间变化的依据这一结论。正是因为基于不同地区人群的经验，所以在一定地域内，民间流传、保留本地区传统历法的现象至今还存在，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但不管哪一种“历”，我们都可从中看到大自然对于人认识时间，形成时空关系的重要和局限。有关物候律与天文律的论述，可参阅：刘宗迪.古典的草根［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204—211.
[36]《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37]关于阴历和阳历的关系以及阴阳合历的基本知识，可参阅：竺可桢.谈阳历和阴历的合理化［M］//施爱东.天道与人文.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105—110.
[38]二十四节气，按季排列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每一季都以季“立”之“节”始，以“气盛”之“气”止。因盛极而带来新一季节的出现。
[39]竺可桢.天道与人文［M］//施爱东.天道与人文.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99.有关节气生成次序变换的文献简述，参见该书第100页。
[40]具体请参阅《礼记·月令》《国语·周语》《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文献中的相关内容。
[41]本段此处以上引文，均引自《礼记·月令》，参阅：王文锦.礼记译解（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1：197—198.
[42]同上：209.
[43]史记·太史公自序。
[44]谢明.万年历［M］.伊犁：伊犁人民出版社，2003：19.
[45]刘宗迪认为，古代最早的民族节日和庆祝活动，都是与节气结合的，后因各种原因，包括阴阳历合为农历，使节日和节气分离，故对节日民俗的研究，应从节气切入。参阅：刘宗迪.传统历法与节日的变迁［M］//刘宗迪.古典的草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203—218.
[46]农历的内容，包括中国古代记时与纪年的十个天干与十二地支交叉组成的时辰表和干支表，因篇幅所限，不作论述。
[47]张登本，孙理军.全注全译《黄帝内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1.
[48]李洪渊.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医［EB/OL］.［2018-03-31］.http：//www．sohu.com/a/160678960_467321.
[49]为说明中医学的独特，常会涉及与西医的比较，但只是为了认识的需要，并非在作孰优孰劣及取舍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50]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其中，“一”释为原初混沌的元气；二指天、地，有阴阳之分；三指由天地产生的阳气与阴气交合生成之气，故三能生万物。
[51]张登本，孙理军.全注全译《黄帝内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52]文中“圣人”是指懂得天道与人道和合医道之理的智者。参阅：张登本，孙理军.全注全译《黄帝内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10.
[53]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8：52—58.作者列了十种排列顺序，且分别作了说明。本文仅取其三。第一种为说明五行与五方的初始关系。第二种是五行在古文献中最早的出处，且被大多数学者认同为是经典。有学者质疑《尚书·洪范》的可靠性，坚持五行只与五方相关，与具体物质的代表性质无关。本人同意五行始出于五方，但后来用具体物质表达有其深意，并非不重要。第三种为日常通用说法，大众熟悉，引此说明是同一个系统。
[54]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8：59.
[55]［美］欧文·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M］.钱兆华，熊继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2.
[56]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8：2.
[57]张登本，孙理军.全注全译《黄帝内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22—24.
[58]张登本，孙理军.全注全译《黄帝内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50.
[59]同上：50—53.
[60]同上：63—110.
[61]身体外部表现与内部脏器状态的相互关系，在《内经》中称为“藏象论”。
[62]张登本，孙理军.全注全译《黄帝内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52.
[63]同上：87—91.
[64]张登本，孙理军.全注全译《黄帝内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95.“视深”指眼睛深陷而无光。
[65]同上：71.
[66]同上：550.“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
[67]同上：391—392.
[68]同上：543.
[69]也许，这在其他古代经典著作中也有，惊喜只因来自《内经》，若不写此文，我不会去读的一本古代医学经典著作。
[70]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M］.《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337.
[71]周易·系辞下。
[72]关于《易经》中对卦的解释所呈现的过程式思维特征，放在相关处再论述。
[73]史记·太史公自序。
[74]《周易》共有卦辞64条，爻辞384条，另有乾、坤两卦的两则“用”辞，共450条，总称筮辞，即《易》的经文。引自：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76.
[75]关于“道”，《庄子》中也有不少论述，但基本上是强化老子的观点，并用他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更加极端和恣意汪洋。在此，以老子的《道德经》为分析的主要依据。
[76]道德经·第一章。
[77]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78]道德经·第六章。
[79]道德经·第四十一章。
[80]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81]道德经·第四十章。
[82]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83]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84]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85]道德经·第十章。
[86]道德经·第十七章。
[87]道德经·第三十七章。
[88]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89]道德经·第五十四章。
[90]道德经·第八章。
[91]论语·公冶长第五。
[92]论语·先进第十一。
[93]论语·阳货第十七。
[94]论述·述而第七。
[95]论语·八佾第三。
[96]论语·为政第二。
[97]论语·颜渊第十二。
[98]论语·宪问第十四。
[99]论语·为政第二。
[100]论语·季氏第十六。
[101]论语·八佾第三。
[102]论语·为政第二。
[103]论语·子罕第九。
[104]论语·子罕第九。
[105]论语·先进第十一。
[106]论语·公冶长第五。
[107]荀子·王制。
[108]荀子·礼论。
[109]论语·阳货第十七。
[110]老子因其强调一切都已自然生成，人要关注的只是“顺其自然”，而自然之道本身无所谓偏爱，只是助其成己，故并不着意探讨人性善恶问题。所以，本文不再作专述，仅以此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