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传统的归一：旁观式教育研究

德国与美国教育研究传统虽有差异，但又具有共性：它们都以大学为阵营，由于大学的学术体制客观上使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分裂，使理论者只能“在教育之外研究（思考）教育”，却力图揭示教育真相，在认识论上都是本质主义。因此，两种传统可以归结为一种以大学为阵营的旁观式教育研究。这源于西方理论优先的学术传统。

希腊人从泰勒斯（Thales）开始就追求流变背后的不变，即“多”背后的“一”。这就是西方的“理论（theroria）”传统。“理论”的原义是作为旁观者的“观看”，“理论”一词就来自希腊语的“旁观者（theatai）”。^[15]“如果物体和人的存在不以一个旁观者为先决条件，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物体和人。换句话说，在显现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是单独显现的，任何存在的东西都必然是被某人感知。”^[16]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进一步区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活动，“理论”因为指向永恒、第一因和本质而取得对实践的优先性。由此，西方发展出摈弃实践生活的旁观式认识方式。“没有任何行动或激动，回避与直接利益有关的事物，而直接利益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使我卷入现实世界。这种回避是一切判断的先决条件。在历史上，对行动的这种回避是为精神活动设想的最古老条件。在其最早和最原始的形式中，人们发现，只有旁观者，而不是行动者，能认识和理解本身作为一种演出的东西。这种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希腊哲学家对沉思和纯粹静观的生活方式的优越性的信念。”^[17]对这种认识论，罗蒂（R.Rorty）称为“镜式的表象主义”，杜威称为“旁观者认识论”，汉娜·阿伦特（H.Arendt）称为“沉思式生活方式”。理论优先和旁观式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的内在气质。

教育研究亦如是。旁观式教育研究中理论者成为立法者和阐释者，实践者成为理论的应用者，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线性因果关系，使理论（者）凌驾于实践（者）之上。“他们（理论者）认为教师如同技术生产部经理，认为教师的责任就是提高教学效率，非如此而学业不能完成。根据这一看法，如果教学人员运用研究人员的成果来解决课堂问题的话，教学质量就可以得到提高。教师的职责就是查阅研究人员和决策者讲了哪些应该帮的事情，或者对学生讲了什么并叫学生做些什么。……似乎只要教师听命于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学生也就大吉了。”^[18]

应该说，旁观式教育研究对于教育学发展和提升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也十分必要，甚至至今还是世界教育研究的主流。但这种方式也埋下了当代教育学生存危机的种子，需要我们探求新的方式加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