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美国的教育研究传统

众所周知，康德（I.Kant）等人将教育学作为一门学问引进了大学，使教育学在大学学术阵营中占得一席之地；赫尔巴特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将教育学建设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他们的教育研究至少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将教育学建立在其他学科的基础之上；二是以理性思辨和演绎归纳的方式开展思考。这使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及教育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在学科发展初期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事实上，此后教育学的发展常常与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拉伊（W.A.Lay）与梅伊曼（E.Meumann）基于对研究方法的批判发展出了实验教育学，狄尔泰（W.Dilthey）等人基于方法论的批判发展出了精神科学教育学。沿着这样的道路，后来还发展出了批判教育学和教育现象学教育学等。这些发源于德国的教育学虽有种种差异，但有共同特征，如坚持教育学（pedagogy）的学科立场，寻求建立教育学的基本体系；坚持对教育基本原理的追求，强调教育学的普遍性和一般性；重视对教育的整体分析；教育学的“科学性”体现德国“Wissenschaft”^[4]传统，等等。可以说，德国人开创了世界教育学研究的第一种传统。

20世纪30年代以后，教育研究的重心由德国转向美国。起初，美国教育研究受德国教育学尤其是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强势影响，但很快因为美国本土教育的现实需求和实用主义文化基因的驱使，转而开始自己的教育探索，其中的代表是杜威（John Dewey）。他初到芝加哥大学时对“各种教育理论到处乱转”的现象大为不满，并为“抽象地讨论教育而不联系具体的实践所苦恼”。^[5]为此，他创办了实验学校。这所学校“与教育研究的关系就像是科学实验与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的关系一样”，其重心是“建立各种教育因素的实际组合的科学理论”。^[6]杜威的教育研究及教育理论生产主要基于其八年实验学校的经历，1904年他从芝加哥大学辞职后，“脱离了教育实践的杜威从‘教育的重新组建’转为‘哲学的重新组建’，教育研究……不再是其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可以说，杜威开创了扎根教育实践且基于实践创生理论的研究新路径。在他看来，“教育的实践提供构成所探究问题的资料和题材，它们是待研究的基本问题的唯一资源；教育实践也是一切研究的结论的价值的最终检查”。^[8]不仅如此，与赫尔巴特坚持“教育学”（pedagogy）不同，杜威认为“教育科学不是独立的，……我们没有一门特别独立的桥梁建筑学，同样也没有一门特别独立的教育科学。但是，从其他科学抽取来的资料，如果集中在教育的问题上，就成为教育科学的内容”。^[9]所以杜威做的不是“教育学”研究，而是“教育研究”，追求的是“教育科学”（science of education），是其他学科资源在研究教育时的综合运用。这其实是当下教育“多学科研究”的雏形。

不过，杜威开创的这一研究路径随着他自芝加哥大学辞职而逐渐式微。1909年贾德（Charles Judd）接替了杜威芝加哥大学教育系主任的职务，“基于性格、社会观点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别，他很快就抛弃了杜威的研究方法”，“原因在于这种方法所需要的教育研究组织方式与当时绝大多数大学已经形成的方式十分不同”。^[10]当时，“为了使教育与大学其他学科（尤其是医学）具有同等的科学性、地位和权威，教育学的创业家们十分强调定量研究，寻求确定不变的东西，如学习的法则、管理效率的公式，等等”。^[11]提倡这方法的标志性人物是桑代克（E.L.Thorndike），其“显赫声望超过了杜威离开芝加哥、改变研究方向后的影响，造成了当时的教育研究不可能沿着杜威所倡导的道路继续发展”。^[12]自此，“杜威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与其说是位改革家，不如说他是位被左派和右派既歌颂又批判的文化偶像更为确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教育科学观点没有为今后的教育研究建立一套可用的模式”。^[13]这表明，杜威开创的研究路径未能成为美国教育研究的主流，但他强调的“教育科学”发展方向得到了继承。自此，美国教育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问题取向，讲究问题的解决，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风格；主张从现象推导理论，不强求全面完整的知识体系；重视从多学科角度和资源来研究教育问题，强调教育的多元分析，等等。

除却德国教育学研究与美国教育研究两种传统，^[14]其他的教育研究路径均不能与其争锋。多年来，这两种传统一直是世界教育研究主流，在相互竞争中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