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的实践自觉

中外关系问题是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世纪问题”，为此人们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教育学中国化”走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建设“中国教育学”。“教育学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走过的曲折和付出的‘学费’，换来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提升教育学科的独立学术品格和力量，教育学界要为此做出持续和艰苦的学术努力。教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方向不应再是以西方为根本前提的‘中国化’，而是要创建‘中国教育学’。这里的‘中国’，其内涵不只是指教育学要从本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根，开发其当代价值，也不只是指教育学要以本国的教育实践和教育问题作为发展教育理论之不可或缺之源，而是指中国学者应为教育学发展做出世界性的贡献。”^[34]

为此，教育学人对深度介入中国本土教育实践，基于中国教育实践智慧创建中国教育学和实现教育学理论创新的路径达成了普遍共识。“中国教育学要着重研究在中国这一特定空间和条件下的教育问题，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途径，探索中国教育运行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35]“教育学研究要聚焦教育实践，需要关注实践、参与实践、批判实践、改进实践，需要教育学研究者重新进行角色定位，从单一的知识型的研究者转化为实践型的研究者，从知识的陈述者转变为知识的批判性分析者。”^[36]“理论工作者要想很好地理解实践、解释实践、为实践服务，不深入实践中去，不亲身实践是不行的。”^[37]“教育学研究要揭示实践逻辑，解决实践问题，理想的教育学是一种实践教育学，教育学研究范式需要实现实践转向。……现代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实践转向是当代教育学研究面临严峻价值质疑和危机时所做出的应对战略，是教育学研究提升自身价值的一条根本途径。”^[38]“‘有意义的’教育思想的产生绝非信手拈来之举，而是必须建立在对实践需求的深刻洞察、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及理论论证的充分展开的基础之上，而且是思想提出者本人也准备身体力行的。随意提出一些不面向实践、完全不考虑实践可能性的所谓‘教育思想’，这不是哗众取宠，便是自作多情，都是对实践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构建真正有意义的教育思想来说，最宝贵的资源不在别处，而是就在研究者——作为思想者的研究者自身，就在研究者的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研究者生活于斯而感悟于斯、喜怒于斯而又情系于斯的本土社会境脉与本土教育实践之中。是我们自身、是我们自己的家园从根本上赋予了我们思想的力量，激励我们思想的智慧。”^[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