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知免夫（上）

执笔多年，从来谨慎，言必由衷，不敢加油添醋。今春由谈韩舒声引起羽光先生在《庸报》用讽刺性文字责我一通（语多涉及评剧以外社会经验问题），登时回信道歉，决不敢打笔墨官司。实则我看韩舒声之戏，至少在四十五十出以上，所言纯系综观后之扼要评判，非由一鳞半爪而得之印象也。

事后仍恐羽光先生有所不释，复致书崔笑我先生嘱为解释，凡三致意，大约此事已成过去，人早淡忘之矣（余尚忆有不传先生在本版作文议此，谓余择疵太过，对于一班底配角未免有“何必”“何苦”之感。实则韩伶技艺，首为揄扬者，即余也。甚且曩为汉口、上海某报写稿，尚大书特书此天津之班底人物焉，虽非人所尽知，而余实尝赞之也）。

今则一时兴起，屡作不甘寂寞文字，有关于程砚秋者，有关于李少春者，最近且写一稿向张颂周先生讨教。关于程者纯属客观，反响较少，与颂周先生又系当日在《天声报》上同时写稿之人，当不至引起纠纷。即有所纠纷，亦余咎有应得，俯首陪罪而已，何况尚不至于此也。

惟对少春出路一事，对行鱼先生见地有所不合（余对毛五亦尝一度掖诱，但材料关系，来日不敢断定，即余前日所写之文，对毛之意见亦约略言之，末且将原题扯开，当然有避免争锋之用意，孰意仍是咎有应得，乃成祸首，打起笔墨官司，奈何）。行鱼先生复援引某评剧家评少春文字，以为征证，但又引起饕飱先生、温公先生（在《天声报》刊出），向行鱼先生加以批驳。据行鱼先生之言，榕孙方家亦有所言（榕孙先生文余未见，然其一向之大作则素所佩服，鄙见亦略与先生有所同者），则不佞之不能缄默，已属当然，否则成了“放起灯心火，要烧万重山”之罪魁矣。

1941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