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实秋先生谈旧剧
中国现在讲莎士比亚的权威，得数梁实秋先生，而梁先生对旧剧也很内行。本年4月25日由梁先生讲演《莎士比亚与中国戏剧》，当然是件极难得的事。可惜我那天太忙，没有亲自听讲，只从报纸上凭记录作参考。将来有机会，我定要不揣冒昧去拜谒梁先生，更详密地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先就报纸上记录的间接材料，作一番检讨。说得有不对的地方，梁先生想能原谅我的。
首先我应声明，我所根据的报纸材料是北平《新民报》和《华北日报》。《新民报》记载的比较琐细，更有记者和梁先生的私人谈话，但态度则欠客观，总带有不佩服和不赞成的口吻。从标题“男子扮旦外国也有，越雅越好迷信无妨”两句话中，便露出不信任和奚落的语调。《华北日报》态度较好，惟有词不能尽达原意处。但由这两份记录中归纳一下，则梁先生当时所谈的内容，自有一个楷式了。下面即据以申明拙见。有与梁先生原意不合处，报纸与少若，各负一半责任。
考梁氏讲演词中，共分三点。第一点是说莎士比亚之伟大，这一点梁先生以斫轮之老手，把他所研究的心得和盘贡献给大家，自然非常透彻。但我这篇文字却与此节关系较少。我所着重的全在第二点，那就是莎氏乐府与中国旧剧之比较。我自若干年前开始读了莎氏戏剧起，就把这个比较提出讨论过。但我人微言轻，说了不见得被人接受，我曾有好几篇小文中说及旧剧与莎氏乐府相类似之点。如无幕，无布景，动作象征化等等（如以少数人代表千军万马之类）。所不曾提及的，乃是男扮女角这一项。这实在是我从前不知道，梁先生说了之后，我才增加了这一点知识。有另相似的一点，似为梁先生所未及（因两篇记录中均未载）。即是莎剧与中国旧剧，皆有独白（拙文《（也）谈打背供》中曾提到）。不但有独白，有时台上演员还和台下观众搭腔；中国戏剧中迄今仍有这习惯，而莎翁诸剧到现在再出演时，便已没有这现象了（我是根据有些莎氏剧本中的台词，往往夹杂有观众应和的话在内，经人考据，那些误加进去的台词已多被剔抉出来了）。又不说相似而不说相同，正因为如梁先生所说，一个是侧重唱的（旧剧）一个是专门念的。换言之，即二者源头不同，有些相似与相通处则然，整个说来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莎氏乐府即为今日话剧之滥觞，不与重唱的中国戏同源。可是外国人把中国戏当作歌剧也不对。中国戏发展至昆腔而至乱弹，已不纯为“唱”所拘囿，它是载歌载白又载舞的。固然有些戏是纯歌舞性质，如《小放牛》等，但百分之九十九皆有其独立的机构，与首尾的情节，亦正如梁先生所谈的莎氏剧本然，它是有根据的。旧剧的蓝本，不论是稗官评话、野叟曝谈，总之它们有来历。说它在意识方面不足则有之；说它无技巧，无戏剧特性，则谁也不能承认。至于梁先生说到中国戏缺乏“文艺”性，只能演而不能读，也可以说是一个正确的发现。但我却更愿补充一句：中国戏生来就不是读的。如果你要它能读，它必不能十全十美地表演出来。昆腔比乱弹好像多一点可读的价值了；实在说来，昆腔所以不成功，也就病在这“能读”的上面。愈“俗”的戏，即便是昆腔，今天也还没有失传；而许多文人的呕心沥血之作，能唱的恐怕连什一也没有了。
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梁先生谈到改良旧剧的话，说了一句很干脆的话，那就是“它已成定型，大约无法改良”了。我再补充一句，既然无法改良，当然就得日见没落。梁先生并说，几十年前如有文人着手改良，或有办法。最末说今后中国戏剧有两条路，一条是出好编剧人才，如莎士比亚者流；第二是培养好演员。这和区区拙见也正相同。我愿更进一言：梁先生认为几十年前可以改良者，并非那时皮黄尚未成“型”，实是那时有好人才的缘故。再说，谭鑫培时代也并非没有改良，只是改良的乃属技巧艺术方面，并非意识与剧本内容方面。时代进步了，艺人仍演老戏，并非艺人之罪也。
我所与梁先生不同的一点，即认为旧剧仍可改良。今人谈改良，大抵分两种。一种是往新处改，一种是汰糟留菁。而鄙人的意见每为新进人物所不满，甚者有人骂我是反动，是迷恋骸骨，连“时代”都弄不清楚的人。我现在愿平心静气来申述一下。
第一，就是要问一下改良平剧的人士们，所谓改良，是斩草除根，连一点也不剩，还是要保存一二？如果是想斩草除根，那何必要它，干脆取消了就完了。正如弓箭业的商人、两轮人力车夫，你何必跟他们作对，他们自然会销声匿迹的。但若仍想保存一二，那可得自己揣度一下，是否有选择菁糟的能力。而当前的旧剧，并非现有的皆为菁，散佚的皆为糟（相反，现有的如《劈》《纺》之类，反是糟而不是菁）；故我认为在谈改良之先，先得恢复，恢复到一个程度，再看一下，有些是恢复了更好的，有些则干脆毋庸恢复，则其中已自有个小小分野。然后再就这些东西从而损益之，便不难下手了。这正如种田一样，今人一面嫌田里不出产，一面却又什么也不种，只在那里埋怨田中丛生的野草。假如首先把田种得好好的，再进一步选种择果，当然会日见蕃硕，野草也自然不生。你只拔草而不下种都不行，何况连草也不拔呢？大家都想抛荒这块地而又不去另寻一块地，只想守株待兔般坐候奇迹出现，以为天上一定掉下馅饼，高调唱得响却不一定有用也。所以我觉得中国人以述为作的精神，可佩服，而复古也决不是迷信而已，乃是一种重新检讨之意。故谓之实寓革新之义，果真认为平剧要不得，又何必再在这里面打圈子，把罗密欧搬到皮黄里来呢？干脆演话剧不完了么？
第二，乃是艺术大众化与否的问题。我认为戏剧的意义，非大众化不可，所谓通俗。旧剧中教忠教孝，所以感人至深，正因其太“大众化”了的缘故。另一方面，艺术的培养演员可一定得求其有价值，所谓避免庸俗。这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今日伶人艺术退化，故我有望于培养人才和天赋高的编剧者与伶工，现在改良平剧的人把这两件事，恰弄颠倒。对艺术方面（伶人、观众皆在内）不但不加以培养，反因陋就简，愈弄愈使之四不像。可是在意识方面，尽管拼命“载道”，却仍不能彻底，使人看了，一眼便知是在“说教”，不但去大众化、深入民心尚远，即使之生效果也不容易。这大约仍是今日人才缺乏的缘故吧。
1948年5月2日
作者按：[1]
这篇旧文曾发表于1948年5月2日《天津民国日报》。我早已忘记自己还写过这样一篇文字，承天津一位热心的朋友无意间发现，复制后惠寄给我。文中所持的关于京剧的观点，可以说五十年如一日，至今未变。人们可以据此说我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我在彼时已有二十年以上的看戏经历，并已向内外行专家正式学戏，故所持观点是从实践中得来，尽管并没有什么系统的、属于理论性的见解。在我这一生中，我对中国戏曲（重点在京剧）确实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然而人微言轻，回春无力，所得几何，自己心里是有数的。清人项鸿祚曾有过“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名言。现在生命真的快走到尽头，究竟做了多少值得回忆、值得评估的事，实在是一言难尽。因此近年来，我已很少撰写有关戏曲方面的文章。更因体力日衰，家累日重，兴致日减，心情日劣，不但远离剧场，甚至连音像资料（如戏曲录像或录音）都很少有耐心品评欣赏了。这篇拙文既于无意中得之，本属不值钱的闲砖碎瓦；现在还想拿出来发表，不过想保留年轻时涉猎剧坛、爱好京戏的一段足迹，供今日爱好此道的读者作为参考或批判的小小资料吧。
公元2000年4月校后漫记，同年12月改订
【注释】
[1]光按，此“作者按”，系此文于新世纪后重新发表时，吴先生所作的补充说明，今仍予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