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郎探母》禁演

津市市社会局，于月前颁令，禁演《四郎探母》，盖查得杨延辉其人，降顺辽邦，恋栈女色，为臣不忠，为子不孝，实有代汉奸说教之嫌，合即予以禁演，以正观听云云。考其持理，堂堂正正，实所宜禁，然吾窃有说焉。

《探母》一戏，以事实论，原出稗官，初无所取其长，且与一至八本《雁门关》之剧情，根本抵牾，出自何人手笔，殊不可知。按其含义，乍看似教忠教孝之官样文章，或目为替汉奸说法，均无不可。究其深蕴，实作者有一种心理学上之发现，而寄托于此俚俗剧情之中耳。四郎之降辽，更名所以避祸，招赘所以暂居，非真苟安于辽，图一时之富贵者也。不然，以令公之哲嗣，返于大宋，必有重用（硕果仅存之杨延昭可以为证）；天波府之享受，或未下于番邦，而重男轻女，古之天经地义，四郎欲三妻四妾而何难，奚必铁镜公主而后始可眷恋？太后非愚，亦安有不察及毫芒者？意者或知四郎非等闲之辈，妻以女而宠以官，实羁縻之术耳。四郎欲归，未可得也。一十五年，无所施其长，中心之苦闷，不言可喻，一旦有机，必思逃出罗网，探母实一借题耳。而公主则感四郎之吐实，夫妇情长，终为犯不韪而盗令箭。四郎果铁石心肝，必一去不返，然明知必死而必返，岂大宋一无可系，盖已置生死于度外，欲全公主之节耳。诚使四郎不归，公主亦未必遇害，而四郎终不能决绝，盖使妇人孺子作牺牲，益非丈夫本色，是以有“回令”一场也。观其哭堂别家，即四郎矛盾心情之表现。六郎为帅，实可执而杀之，然手足之谊，亦人之恒情，遂放其出境焉。太后则女子为政，毕竟优柔寡断，以敌人之子守北天门，非养痈贻患而何？总之，此戏在今日，在在可以表现家族观念胜于国族观念，实中国旧社会之一写照，国法可以囫囵，夫可重婚，妻为夫犯法、代夫受过，弟使兄潜逃，母爱女而容敌，皆中国特殊现象，以之警世固无不可，以之讽世尤称其职。倘谓有汉奸嫌疑，则伍子胥一部《鼎盛春秋》，亦宜演禁，凡一切清朝故事，皆属为异族张目，都宜束之高阁矣。

194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