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路介白先生

介白先生于8月5日夜间惨逝于津门中国戏院，到12日已满首七。我和介白先生神交已久，一度函札往还，颇饶志同道合之乐。终以我奔走平津，生活迄无定止，乃致缘悭一面，留憾无穷。先生生前知好，吊唁慰问，自然能尽致哀，我却一以夙昧平生，难于亲唁，再以迫于生事，频上征途，只有就所感所知，拉杂成文，藉申哀恸之意。介白先生九泉有知，必能识予之苦心也。

介白先生的剧评是久已脍炙人口的。往时先生月旦时伶，什九皆中肯綮。尤以其褒贬之严，真能得华衮斧钺之效。胜利前夕，介白先生有函致予，嘱对张君秋加以品评。我对青衣乃十足外行，自然敬谢不敏。不过介白的盛意难却，只好勉为其难。一之已难，再衰三竭，更所不免。而介白坚邀写稿，必欲水落而石出。后来更论及张君秋和李世芳之优劣，我平心抒见，无左右袒，深获介白同情。当时随手写作，存稿久逸，但与介白切磋往复之情，却是永识五中，不能忘怀的。介白的偏爱，是厚张而薄李的，可是那年李世芳坠机殒命，介白深致哀惋之悲，具见宅心仁厚，义有足多。同时也可证明介白之左袒君秋，亦正有其理由在，初非盲目的情感捧角家所能比拟，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近来介白常在《民国晚报》写剧评，曾论及赵荣琛之技艺，批判精确，指陈入微，了如指掌。我随即写了一篇小文和之，颇以介白为然，而认为赵伶的票价太不近人情。入夏后介白又写了一篇为李鸣盛辩护的文章，极尽勖勉之道。事隔多日，偶被我所看到，乃信手涂了一篇《与介白先生论李鸣盛》的小文，送到《民国日报》发表。当时所以如此，纯属一时好玩，正因为介白是熟人，是神交有日的同道，才觉得毫无关系。如果逆想到介白先生的遽遭大故，我是宁死也不肯这样做的。盖平时写任何文字发表，从不爱和人打笔墨官司。今乃竟和介白小抬其杠，真未免遗憾无涯了。介白对我的拙稿，也有一篇复文，是介白殁后才登出来的，展读遗文，尤增惶悚。看了介白谦恭谨慎的言词，真觉得自己实在凌轹浮躁，浅率荒唐。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我们这些后死者，反觉得不值一笑了。

介白不但能写剧评，还能够粉墨登场。所演青衣花衫诸戏，真能得王门法乳，出入三昧。最早我并不知道介白是这样一个多才艺的人，胜利后由于介白搬演全部《王宝钏》，一时轰动三津，才如梦方觉，佩服得五体投地。津门票界唱青衣的人，一向是由几位坤票雄踞上游的，及介白一鸣惊人，那几位坤票乃黯然失色，颇有珠玉当前之感。这不能不说是实至名归的事。那时胜利伊始，介白正主持银行界某集团一个俱乐部，打算邀一些同好互相研究旧剧。曾由李子彝兄转约下走，当时因为我时间太不充裕，复不久住天津，竟向介白婉谢。如果那时就彼此把晤，此时所抱的遗憾，或可较少，但是□哀成分，却可能更多了。

最近还有一次和介白见面的机会，也失之交臂了。那就是裘盛戎唱临别纪念戏《翠屏山》的晚上。和我同坐的一位父执本来力挽我到后台去瞧陈永玲化妆，我因素不和伶人接触而诚恳谢绝。那位父执回来时对我说：“刚才我在后台遇见路叔言，和一位中南报的韩君，他们正在谈起少若。韩对叔言说：‘你看到少若和你挑衅的文章没有（即指论李鸣盛一文）？’叔言说，看见了，正准备答复，并说笑话道：‘看少若的文章简直像六十多岁的人。’”我当时就想到后台去找介白，因为人太多，挤不出去，因而作罢。如果知道介白在李少春上演期间总坐三排二十五号，我早去招呼他了。

最后我愿站在客观立场，评论一下中国戏院的曲直。我认为院方无论如何是不能辞其咎的。据报载，工匠与经理卢君的供词，都嫌理由不足。工匠说，总不断有人伏于铜板上看戏，这话根本不确。因为自从铜栏杆上贴出“留神跑电”的条子以后，根本无人敢在台畔驻足。甚至连院中工友茶役，也不从栏杆处出进后台，以往却是屡见不鲜的。有时一些荣军们坐在舞台两侧，却也并非攀栏杆而上，相反，谁都绕了那铜栏杆走。可见漏电的事绝对非一朝一夕。工匠固然有旷职之嫌，而经理失察之责更重。据报载栏杆上贴有“此处有电”“小心有电”字条，我所看到的乃是“留神跑电”的字样，同时全栏杆贴了不下四五处。倘若字样已改，可能是旧条坏了重贴新的，足见院方是有意拖延的。不特此也，院中失修的地方实在太多，如座位，如厕所，如墙壁在在破旧不堪，较之胜利前简直差得太多，这也看出院方负责人的松懈来。而且观众秩序太坏，非院方所能纠弹得好的，当局似也应该多加考虑才好。世不乏仗义之人，对此必能秉公判断也。

总之，介白先生的牺牲真是太大了，然而由于介白先生的不幸事件，能予一些牟利苟安之徒一点教训，也未尝不足以警惕群心。倘使这件事竟含糊了结，不独介白先生的眷属悒郁难平，即和介白先生毫不相干的人也会发指的，我以悼恸介白之诚，愿向社会呼吁，并对负责者忠告。

1948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