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化对国家治理模式变革的启示
每一种国家治理模式都是与一种特定的政府模式相对应，国家治理模式和政府模式之间是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强化的关系。管理型政府对同一性、确定性和科学性的追求，是以牺牲多样性和人为地抹杀矛盾来实现的。主体的同一化排除了多元主体的可能，职能的片面化、确定化排除了灵活多变的可能，行政机制的形式化、物化排除了对治理理念和行政思想兼收并蓄的可能。然而，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与人有关和需要人来完成的事情，都不可能真正地做到同一化，因为人是有意识、意志和价值判断的存在。从结果看，这种几近僵化的同一性在低度复杂和低度不确定的工业社会阶段是有效的，但是在后工业化正迅猛推进的今天则难以为继，需要通过政府模式变革来化解这个困局。合作型国家治理模式是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它是一个和合体。在这个和合体中，既强调冲突和矛盾，又重视融合与与互补，冲突与调和的共在。
前面我们论述过，中华“和”文化中的“和”，不是尚同于一，而是多样丰富、协调一致，多元共生、多态共荣，是大处相同、小节各异的大同小异。中华“和”文化有利于内部和睦，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调整、利益分化，在不同族群、社团、组织、阶层之间出现不同利益诉求，引发大量利益冲突，形成社会分化和对立。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内，需要大力发掘、弘扬中华“和”文化中有利于人们和睦相处的文化因子，在共谋复兴的强国旗帜和共识下，维护社会的和睦、安宁、稳定。最后，弘扬“和”的哲学思维。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在国家治理关系和主导价值变化的同时，带来的将是政府角色和职能的变化。在前工业社会政府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发挥的主要是一种统治职能；在工业社会政府扮演的是管理者角色，发挥的主要是一种管理职能；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将会是合作者、服务者、行动者的角色，发挥的将主要是一种服务的职能。依据新的治理关系、政府角色和政府职能建构起来的将会是服务型政府模式，它是本质上不同于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的全新政府模式，是一种指向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https://www.daowen.com)
在具体实践中要深入挖掘“和”文化的思想价值，完善“和”文化宣传教育途径，普及“和”文化精髓，创新和谐国家治理。一是要对广大人民尤其是管理者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拓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促进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使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民日常生活之中，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二是要拓宽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国家治理的具体路径，将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包括决策咨询机制、公共政策参与机制、社会协商机制、基层社会自治制度等在内的国家治理架构中，把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大众自觉行动的指南，全方位推进国家治理进程。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为周虽然是历史悠久的邦国，却不会在守旧中灭亡，其使命在于不断革新。冯友兰先生将其概括为“旧邦新命”，认为这四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足以当之。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一方面努力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旧邦”就是具有古老的历史和文化，“新命”就是在历史的连续中不断有新的发展。作为唯一具有连续未中断的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而又新生的国度，我们一定要做好文化的传承与重构，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丰厚的文化底蕴。家和万事兴，国和天下平。中华“和”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一定能够有力推进民族复兴宏图伟业的早日实现，一定能够更好推进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健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