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纪古佐美战败
延历七年（788年）七月，参议纪古佐美任征东使。延历七年（788年）十二月，纪古佐美拜别桓武天皇，离京出征。《续日本纪》记载：
延历七年（788年）十二月，甲戌朔，庚辰，征东大将军纪朝臣古佐美（即纪古佐美）辞见。诏召升殿上（桓武天皇命其上殿），赐节刀，因赐敕书曰：“夫择日拜将，良由纶言，推毂分阃，专任将军。如闻：承前别将等，不慎军令，匿阙犹多。寻其所由，方在轻法。宜副将军有犯死罪，禁身奏上，军监以下，依法斩决。坂东安危，在此一举，将军宜勉之。”因赐御被二领，彩帛三十匹，棉三百屯[70]。
从文中可以看出，桓武天皇对纪古佐美十分器重，这样优渥的恩宠，可算史上少有。这位纪古佐美是武内宿祢[71]第十三代孙，还曾于光仁天皇宝龟十一年（780年），作为征东使中纳言藤原继绳的副使，一同出征东北，因此，他对东北地区的战况及民情也十分熟悉。
延历八年（789年）三月，朝廷收到“各路大军会师多贺城，并兵分几路进入虾夷境内”的奏报，于是，朝廷特地派遣使者前往伊势神宫，告知征讨虾夷之事，并献上奉币[72]。这次出征的战况，可以参见《续日本纪》中的记载：
延历八年（789年）五月，壬寅朔癸丑，敕征东将军（纪古佐美）曰：审比来奏状，知官军不进，犹滞衣川。去延历八年（789年）四月六日奏报称（该奏章未见于正史）：“延历八年（789年）三月二十八日，官军渡河，置营三处，其势如鼎足者。”自尔以还，经三十余日，未审缘何事故，致此留连。居而不进，未见其理。夫兵贵拙速，未闻巧迟。又六七八月者，计应极热，如今不入，恐失其时。已失其时，悔何所及？将军等，应机进退，更无间然。但久留一处，积日费粮。朕之所诧，唯在此耳。宜具滞留及海军消息，附驿奏来。
桓武天皇在诏书中责备军队停滞多日，不合兵法，要求大军尽快出兵开战。不过，桓武天皇似乎没有意识到，东北的气候与京都大不相同。敌寇的据点在陆奥国胆泽郡[73]，那一带当时（五月）依然是极寒之地，比现代更甚。京畿地区在阴历三月已经是暮春时节，但东奥山间人迹罕至的地方仍然是积雪遍地。到了四月，山间的积雪才开始慢慢消融，但各处河川也因此泛滥，人马难以通行——这应该就是军队滞留不前的原因。至于诏书中所说六七月极热之类，按照前文分析的东北地区的气候特征，六七月虽然热，但不会热到难以用兵的程度，所以不能因此断定纪古佐美仅仅是因畏惧而不敢出兵。
不过，或许是受到这份诏书的勉励，不久之后，大军开始攻打敌寇，却不幸战败而归。对于当时的战况，《续日本纪》记载：
延历八年（789年）六月壬申朔，甲戌，征东将军纪古佐美奏：副将外从五位下入间宿祢广成（即入间广成），左中军别将池田朝臣真枚（即池田真枚），前军别将外从五位下阿倍猨岛臣墨绳（即阿倍猨岛墨绳）等议：“三军同谋并力，渡河讨贼。”约期已毕。由是，抽出中后军各二千人，同共凌渡。比至贼帅夷阿弖利为[74]之居，有贼徒三百许人。迎逢相战，官军势强，贼众引遁。官军且战且烧，至巢伏村，将与前军合势。而前军为贼被拒，不得进渡。于是，贼众八百许人，更来拒战。其力太强，官军稍退，贼徒直冲。更有贼四百人，出自东山，绝官军后。前后受敌，贼众奋击，官军被排，别将[75]丈部善理、进士[76]高田道成、会津壮麻吕、安宿户吉足、大伴五百继等并战死。总烧亡贼居十四村、宅八百余户、器械杂物如别。官军战死二十五人、中矢二百四十五人、投河溺死一千零三十六人、裸身游来者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别将出云诸上、道岛御楯等，引余众还来。
桓武天皇收到奏报后震怒，当即下旨责罚众将。圣旨内容如下：
于是，敕征东将军（纪古佐美）曰：审比来奏云，“胆泽之贼，总集河东，先征此地，后谋深入”者。然则军监以上率兵，张其形势，严其威容，前后相续，可以薄伐。而军少将卑，还致败绩。是则，其道副将等计策之所失也。至于（丈部）善理等战亡及士众溺死者，恻怛之情，有切于怀。
正如圣旨所言，官军完全没有战略战术，事先没有整顿军容，相互联络呼应，而是各行其是：军士之中勇敢之辈，眼见贼寇势弱，就轻进深入；而怯懦之徒则蜗居在后方，踌躇不前。结果前军一败，就全线崩溃。战败之后，全军上下也没有立刻重振士气，而是借口运输不便，不等桓武天皇的裁决下来，就已经休战退兵。《续日本纪》延历八年（789年）六月条记载：
延历八年（789年）六月庚辰，征东将军（纪古佐美）奏报：胆泽之地，贼奴奥区，方今大军征讨，剪除村邑，余党伏窜，杀掠人物，又子波（现紫波）、和我（现和贺），僻在深奥，臣等远欲薄伐，粮运有难，其从玉造塞至衣川营四日，辎重受纳二日，然则往还十日。从衣川至子波地，行程假令六日（往昔也是如此），辎重往还十四日。总从玉造塞至子波地，往还二十四日程也。途中逢贼相战，及妨雨不进之日，不入程内。河陆两道，辎重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人，一度所运糒六千二百十五斛，征军二万七千四百七十人，一日所食五百四十九斛，以此支度，一度所运，仅支十一日。臣等商量，指子波地，支度交阙，割征兵，加辎重，则征兵数少，不足征讨。加以军入以来，经涉春夏，征军辎重，并是疲敝，进之有危，持之无利，久屯贼地，运粮百里之外，非良策也。虽蠢尔小寇，且逋天诛，而水陆之田，不得耕种，既失农时，不灭何待？臣等所议，莫若解军遗粮，支拟非常，军士所食，日二千斛。若上奏听裁，恐更多糜费，故今月十日，以前解出之状，牒知诸军，臣等愚议，且奏且行。
于是，桓武天皇谴责官军怯惰，颁发了下面的圣旨。收录在上文之后：
敕报曰：今审先后奏状，曰贼集河东，抗拒官军，先征此地，后谋深入。然则不利深入，应以解军者，具奏上，然后解出，未之晚也。而曾不进入，一旦罢兵，将军等策，其理安在？的知将军等畏惮凶贼，逗留所为也。巧饰浮词，规避罪科，不忠之甚，莫先于斯。又（入间）广成、（阿倍猨岛）墨绳，久在贼地，兼经战场，故委以副将之任，伫其力战之效。而静处营中，坐见成败，若入裨将，还致败绩。事君之道，何其如此？夫师出无功，良将所耻。今损军费粮，为国家大害。阃外[77]之寄，岂其然乎？
从圣旨中可以看到，桓武天皇对于这件事的痛斥。特别是，“巧饰浮词，规避罪科”一句，可以看出桓武天皇完全洞察了出征将领的心思，至于“不忠之甚，莫先于斯”及“事君之道，何其如此？”两句，桓武天皇认为，打了败仗的将领，本应该羞愧至死，但他们居然还敢花言巧语，可见他们的“巧饰浮词”并没有起到作用。《续日本纪》在前面这段文字之后，还有下面一则圣旨：
延历八年（789年）七月辛丑朔，丁巳，敕持节征东大将军纪古佐美等曰：得今月十日奏状，（该奏状未见）尔所谓胆泽者，水陆万顷，虾虏存生，大兵一举，忽为荒墟，余烬假息，危如朝露。至如军船解缆，舳舻百里，天兵所加，前无强敌，海浦窟宅，非复人烟。谷山巢穴，唯见鬼火，不胜庆快。飞驿上奏者，今捡先后奏状，斩获贼首八十九级，官军死亡千有余人，其被伤害者，殆将二千人。夫斩贼之首，未满百级，官军之损亡，及三千。以此言之，何足庆快？又大军还出之日，凶贼追侵，非唯一度，而云大兵一举，忽为荒墟。准量事势，欲似虚饰。又（池田）真枚、（阿倍猨岛）墨绳等，遣裨将于河东，则败军而逃还，溺死之军一千余人，而云一时凌渡，且战且焚，搜贼巢穴，还持本营。是溺死之军弃而不论。又（多治比）滨成等，扫贼略地，差胜他道，伹至于天兵所加，前无强敌，山谷巢穴，唯见鬼火。此之浮词，良为过实，凡献凯表者，平贼立功，然后可奏。今不究其奥地，称其种落，驰驿称庆，不亦愧乎？
之后，桓武天皇将征东将军纪古佐美等人召回京城，同时，于延历八年（789年）八月下旨，免除陆奥国参战军士该年田租，并恩赐准许延期两年上缴之前所欠田租。同时，桓武天皇体恤牡鹿、小田（今远田郡内）、长冈、新田（今栗原郡内）、志太（今志田）、玉造、富田、色麻（富田、色麻在今加美郡内）、加美、黑川十郡与贼军领土相接，因战乱而导致田地荒芜，准许延期缴纳田租。
延历八年（789年）九月，纪古佐美等人回到京城，归还节刀[78]。延历八年（789年）九月十九日，桓武天皇下旨给大纳言藤原继绳、中纳言藤原小黑麻吕、从三位纪船守等，命他们在太政官的曹司审问征东将军纪古佐美、副将军入间广成、镇守副将军池田真枚、阿倍猨岛墨绳等，核实官军逗留及退兵等的状况。所有将领全都认罪，于是，桓武天皇颁布了如下处罚，《续日本纪》记载：
（大意）于是，诏曰：正四位下纪古佐美朝臣（即纪古佐美），受命出任大将军，前往陆奥国讨伐虾夷之乱，却不遵筹谋，未能究尽贼巢，败军费粮而归。本应依法问责赐罪，念其前功，赐免其罪。
又，镇守副将从五位下池田真枚、外从五位下阿倍猨岛墨绳等，愚顽畏拙，进退失度，阙怠军期，本应依法判处阿倍猨岛墨绳斩刑，并革除池田真枚官职，剥夺位阶。念在阿倍猨岛墨绳有长期驻守边地之功，特此赦免其死罪，改为革职并剥夺位阶。池田真枚有于日上川救助溺水士兵之功，所以改为只革职，保留位阶。
其余有小功之人，按其功劳大小，略行赏赐。无功有过之人，若情节轻微，便不予追究。
如以上诏书所示，此次出征，虽然损兵折将，浪费军粮，却毫无军功。但桓武天皇仁德，不仅赦免了原本应依法处斩的人，还封赏了立下小功的人，对于犯下小错的，也一并宽恕，不予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