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征准备
纪古佐美等征东失败以后，同年，即延历八年（789年）十月，桓武天皇任命从五位下巨势野足为陆奥镇守副将军。次年，即延历九年（790年）闰三月，为了再战虾夷，桓武天皇下令诸国造革甲两千件，并命令东海道骏河国以东、东山道信浓国以东各国，按人数另行课税（具体人数未见于正史），为期三年。此外，还向东海道相模国以东、东山道上野国以东各国征收军粮十四万斛。同年，即延历九年（790年）十月，朝廷对之前征讨虾夷立功的士兵四千八百四十余人论功行赏。对于以上各种出征准备，当时的大臣曾提出一些建议。《续日本纪》延历九年（790年）十月条记载：
太政官奏言：虾夷干纪，久逋王诛，大军奋击，余孽未绝。当今坂东之国，久疲戎伤，强壮者以筋力供军，贫弱者以转饷赴役。而富饶之辈，颇免此苦。前后之战，未见其劳。又诸国百姓，元离军役，征发之时，一无所预。计其劳逸，不可同日。普天之下，同曰皇民，至于举事，何无俱劳？请仰左右京、五畿内、七道[79]诸国司等，不论土人浪人及王臣佃使，检禄财堪造甲者，并其所蓄物数及乡里姓名，限今年[80]内，令以申讫。又应造之数，各令亲申，臣等职参枢要，（中略）奏下之。
当时坂东各国，因连年征讨虾夷，颇受征发之苦，疲于奔命。但富庶之家，却能免于战争之苦。虽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事情古今皆同，但在日本的王朝时期，这一弊习尤其严重，这也是“部民自治”[81]导致的结果。
正如这则奏章所述，各国有制造兵甲的任务。朝内官员也不例外。延历十年（791年）三月，右大臣以下、五位以上，都需要制造兵甲。特别是五位以上官员之中，家境富裕者，则需加倍。以二十件为限，之下是十件。同时，京畿、七道的国司、郡司也需要制造兵甲，不过，具体数量在《续日本纪》等史书中没有记录，只有“各有差”的记录，可见是根据官位级别，多寡不一。延历十年（791年）六月，朝廷将三千件旧铁甲分发至各国，命其将旧甲修理如新。延历十年（791年）十月，朝廷下令东海、东山两道各国，制造长箭三万四千五百余支。延历十年（791年）十一月，朝廷再次下令，命坂东各国准备干粮十二万余斛作为军粮。
当时正逢延历八年（789年）十二月皇太后（新笠[82]）驾崩，所以延历九年（790年）还在国丧期间，长冈新都也还在修建之中，宫中事务十分繁忙。但朝廷依然能如此周到详细地安排征东的准备，可见藤原绪嗣奏折中 “（征东之事为）方今天下所苦”这一评价并不为过。
延历十年（791年）七月，从四位下大伴弟麻吕出任征东使，正五位上百济俊哲、从五位上多治比滨成、从五位下坂上田村麻吕[83]及巨势野足为副使——一干人等，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其中，坂上田村麻吕是坂上苅田麻吕[84]的儿子，各类书籍对他记载颇多，说他身高五尺八寸，胸厚一尺二寸，目如苍鹰，胡须与金丝一同编织，体重可以随意变化，出战之时可以重达二百斤，想轻的时候又可以降到六十四斤。怒目而视，鸟兽畏惧，平时谈笑起来，老人小孩都和他亲近，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大人物……他的父亲坂上苅田麻吕在宝龟元年（770年），因告发僧人道镜[85]的阴谋有功，被封为正四位下，后来又晋升到从三位，兼任左京大夫和右卫士督，担任宫廷的守卫。因为父亲的功绩，坂上田村麻吕一出仕就被任命为近卫将监，随侍在光仁天皇左右。他的才干得到光仁天皇的赏识，被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征东副使。光仁天皇时期，坂上田村麻吕与大伴益立一同担任副将，跟随征东将军纪古佐美领军东征，却铩羽而归。
坂上田村麻吕
此次任命，以大伴弟麻吕为征东使，无非是因为他的出身门第。其余众人，多治比滨成是因为曾经担任纪古佐美的副将，立过一些战功；百济俊哲是因为曾经参加过征东的战事，比较了解东北的形势。可以说，全军的希望几乎全都寄托在坂上田村麻吕一人身上。
延历十一年（792年）十月，桓武天皇将两名陆奥俘虏封为外从五位下。《日本纪略》中记载“怀外虏也”，桓武天皇在严惩败军的同时，也施以恩泽，可谓“恩威并行”。不过，这两名俘虏被俘多年，只知道以前的事情，对于现在的军情一无所知。桓武天皇只是因为他们久居京畿地区，安顺守法，才给予特别奖赏，其实他们并没有履行相应的公务职责。
延历十二年（793年）二月，征东使更名为征夷使。当月，坂上田村麻吕从京都出发。
延历十三年（794年）正月，征夷大将军大伴弟麻吕接受桓武天皇御赐节刀，从京都出发。这是日本第一位征夷大将军。
不过，早在《日本纪略》延历十一年（792年）闰十一月中，就有大伴弟麻吕拜别桓武天皇，离京出征的记录。但直到延历十三年（794年），他才正式领节刀出征，想必是延历十一年（792年）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滞留京都。不过，副将坂上田村麻吕延历十二年（793年）才离京，大将比副将先离京，并不符合常理，所以这个“延历十一年”的记录可能有误。
延历十三年（794年）正月，朝廷向山阶、田原的皇陵奉告征夷之事，又派参议大中臣诸鱼为奉币使，前往伊势神宫祈愿征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