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换历法

“仁政”常常伴随着“祥瑞”。贞观二年（860年），仅仅一日之差，导致“朔旦”与“冬至”不在同一天，非常遗憾。于是，朝廷强行改变了历法。这在现在看来是可笑至极的事情，但因为当时“朔旦冬至”^[4]被认为是对国家来说最吉利的事情，所以“改历”。其中既有祝福天皇的目的，可能也有一半是出于摄政对自己功勋的庆贺。

《日本三代实录》贞观二年（860年）记载：

大枝音人

贞观二年（860年）十月二十三日，己巳，敕从四位下行文章博士兼播磨权守菅原朝臣是善（即菅原是善）、正五位下守权左中辨兼式部少辅大枝朝臣音人（即大枝音人^[5]）、正五位下守右中辨藤原朝臣冬绪（即藤原冬绪）、从五位上大学博士大春日朝臣雄继（即大春日雄继）、从五位下守主计头兼行木工助算博士^[6]有宗宿祢益门（即有宗益门）等曰：今年（贞观二年，即860年）一章十九年，准据先例，当有朔旦冬至，而历博士^[7]（大春日）真野麻吕等所上历日，冬至在十一月二日。若于经史，有可进退之理乎？宜议而奏之。

（菅原）是善等奏议曰：谨案，（大春日）真野麻吕所执，以为依日分小余不足，不得合朔，论之历术，理若当然。但案《历经注》云：月行迟疾，历则有六大六小，以日行盈缩增损之。云云。当察加时早晚，随其所近而进退之，使不过六大六小，其正月朔，若有交加，时正见者，消息前后一两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者，以此言之，既有进退之理。而今当年历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闰十月小，然则以一小月为大，自得朔旦冬至。夫朔旦冬至者，历数之所始，帝王之休祥，既云避凶而在晦，何不逐吉以退朔。昔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有闰十月，即得朔旦冬至，太史令传仁均，以癸亥为朔旦冬至，而宣义郎李淳风，按古历分日，以为，甲子宜在朔旦。诏下公卿及诸有识，于是，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十有四人，尚书八座，请从（李）淳风议，有诏可之。虽然至于后年，不见晷耀之愆，爰知，一日进退，未足为妨。

又《尚书百释》云：频大消之，案其意义，每至章蔀之岁，必欲令得朔旦冬至。故频置大月，至于三四，夫六大六小者，历术之常法。况今唯置七大，既得合朔乎。

又敕外从五位下行历博士兼备后介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吕（即大春日真野麻吕）、外从五位下行阴阳助兼权阴阳博士笠朝臣名高（即笠名高）等，曰：今诸有议等佥议云，今年（贞观二年，即860年）可置朔旦冬至。若依此说，逐吉置朔者，于后年历，得节气不错谬欤。

（大春日）真野麻吕等奏言：谨检术法，无依吉进退之文，仍今年（贞观二年，即860年）不置朔旦冬至。但依群臣议，置之可无弦望晦朔之差。

于是，诏从（菅原）是善等之议焉。

贞观二年（860年）十月二十五日辛未，宣诏百官及五畿七道诸国云：今年（贞观二年，即860年）当有朔旦冬至，而历家偏依日分不足，置于二日。今稽之故实，既有改定之理，宜改闰十月为大，即以十一月二日丁丑，为朔旦冬至。

根据以上记录可知，虽然当时小有争议，但最后，历家还是屈服于当权者的势力，修改了历日。于是，贞观二年（860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百官上表祝贺，清和天皇在前殿赐宴群臣，一切皆从旧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