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严岛御幸及以仁王[87]
承治四年（1180年）三月，新院（高仓上皇）病愈后，决定临幸严岛神社感谢神明——因为治承元年（1177年），高仓院曾在平清盛的建议下临幸过严岛神社。然而，延历寺及南都的僧众听到这个消息，突然发生暴乱。《玉海》记载：
承治四年（1180年）三月十六日，秉烛，有新院（高仓）藏人为御使，带来金泥御经二卷（《寿量品》一卷、《心经》一卷，以上新院御笔。又《心经》一卷，中宫御笔），传旨说：“上皇（高仓）明日御幸严岛，会将这些御经供养在严岛神社，请大人在经文外面题字。”于是，我（藤原兼实）便下笔题字，交付御使。（中略）
戊刻有人传话说：“明日御幸延后云云。”山门僧众蜂起，不知何事，所以御幸延后。现僧众云集于前大将（平宗盛）及禅门（平清盛）府前。京中遍布武士等云云。
承治四年（1180年）三月十七日己巳，阴晴不定。（中略）入夜，藏人左卫门权佐（藤原）光长来语云，御幸延后之事。昨日申刻，因有事前往大理（平时忠）府，从而得知此事。圆城寺僧众蜂起，延历寺及南都僧众相约，前往参见法皇（后白河）及上皇（高仓），密谋将两位君主盗出。
此前，于承治四年（1180年）三月八日评议会上，已将此事传达前幕下（平宗盛），当日无有反对。今日准备御幸之时，犹以为可，事以为定，也有证人。
因此，昨夜，检非违使平季贞奉命前往摄州（福原平清盛处）告知此事，言及承治四年（1180年）三月二十一日出发事宜。
大理（平时忠）又云，此事，法皇（后白河）曾亲自授命前幕下（平宗盛），以为实说，云云。
承治四年（1180年）三月十八日，庚午，天晴。有传言，说摄州使者平季贞昨日归京，上皇（高仓院）依旧明日出发御幸严岛神社。法皇（后白河）自鸟羽离宫行幸至五条大宫边藤原为行府邸，身侧有众多武士护卫，有人说是因为担心僧人暴乱，所以转移到京中。也有人说，法皇（后白河）会和上皇（高仓院）一起前往严岛参拜。众说纷纭，难以辨识。
承治四年（1180年）三月十九日，今晨，上皇（高仓院）进发前往严岛。
军纪物语（《平家物语》等）中说，僧众的抗议，是自延历寺而起，因为根据惯例，上皇退位后，理应先参拜南都、北岭。然而，高仓上皇却反其道而行之，先前往严岛神社参拜，有违古例，所以延历寺才发起了抗议。南都、圆城寺等，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但根据以上记录，圆城寺才是发起抗议的主谋。
至于严岛御幸，连右大臣藤原兼实都不以为怪，反倒是听说山僧抗议时觉得不明就里。因为根据历代先例，上皇临幸南都、北岭，多半都是为了受戒。如果不是为了出家，并没有规定必须先参拜哪所寺庙。所以，在山僧没说暴乱的原因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圆城寺说了原因之后，大家也觉得莫名其妙。
至于暴乱的真正原因，恐怕是此前关白藤原基房被处流放之后，南都的僧众就对平清盛怀恨在心，至今余恨未消。恰巧高仓上皇决定行幸严岛神社，严岛神社与春日神社差不多，春日神社是藤原氏的氏社，严岛神社则是平氏的氏社。南都兴福寺的僧众担心的是，严岛神社得到皇室的尊崇，将来地位会超过春日神社。于是，圆城寺的僧众从旁煽风点火，才引发了这样一场暴乱。
然而，兴福寺和圆城寺两寺的力量还不足以震慑朝廷，所以，尽管他们平时与延历寺水火不容，但这次，他们以权势利益为切入点，撺掇延历寺说护国灵寺、日吉山王的神威，将会被严岛神社取代等等，将延历寺也拉拢到抗议的阵营之中。
那么，圆城寺的恶僧，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呢？这背后，则是因为高仓宫亲王[88]的密旨。这件事表面上是南都、北岭的恶僧对高仓上皇御幸严岛表示抗议，实际上是高仓宫亲王借僧众之手压制平氏的势力，以图实现自己的野心。高仓院退位前，一直病体孱弱。《玉海》承治四年（1180年）三月十八日条曾记载：
参新院（着御小直衣小袴）拜龙颜，御憔悴，气力衰微。去春以来，御病不断加重，积旬月之间，筋力疲惫。
可见，高仓院当时已经不堪政务。因此，高仓宫亲王觉得，高仓院迟早会退位禅让，而太子年幼，距离诞下皇子还很遥远，因此自己说不定能成为下一任天皇。这份野心，在下一小节讲述的“令旨”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如果朝政依然由后白河上皇把持，那么，高仓宫亲王的愿望还是很有可能实现的。然而，在平清盛的推动下，后白河上皇被迫停止了院政，并移居鸟羽离宫。就在高仓宫亲王为此愤愤不平之际，高仓院退位，将皇位传给了太子，自己虽然拖着病体，却依然在平清盛的支持下展开了院政。这样一来，高仓宫亲王的愿望就彻底化为了泡影。
或许是出于一种“破罐破摔”的意气用事，高仓宫亲王策划了这起僧众暴乱事件。圆城寺一方占据上风，还得到北岭延历寺的支持，打算将后白河上皇和高仓上皇偷出宫外——这可能也是出自高仓宫亲王的策划——如果能将后白河上皇从鸟羽离宫中救出，那么自己因为营救之功，说不定能够如愿以偿。
谁知，暴乱的僧众却是毫无头脑，因为难得遇到这样的机会，所以纷纷趁乱而起，任性而为，将“夺取两位上皇”的密谋漫天宣扬。朝廷和平氏都意识到，作为僧人，提出这样的口号，其实十分怪异。延历寺座主明云僧正与平氏交往甚密，而圆城寺的圆惠法亲王也是关白近卫基通（藤原基通）的近亲，他们应该都派了使者询问或者告知。所以《玉海》里记载“有证人”，可见是得到了确凿证据的。
结果，延历寺不敢轻举妄动，兴福寺也左右观望，一时之间，事态归于平静，仿佛事件已经平定下来。于是，承治四年（1180年）三月十九日，高仓上皇出发前往严岛神社参拜，平清盛等人随行侍奉。
至于通报的“证人”，根据《玉海》后面的记载，应该就是少纳言源宗纲。平清盛一方，明知敌方的谋划，却若无其事继续前往严岛参拜，这或许是为了暂时离京，远观众僧的动向并讨论如何处置高仓宫亲王。然而，平清盛倚仗自己的兵威，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确实是一大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