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庸的粗恶

清和天皇在位的天安、贞观年间，由于政治宽松，百姓也渐渐习惯了皇恩，不仅贡纳懈怠，连调庸之类也变得疏懒。《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六年（864年）记载：

贞观六年（864年）八月九日癸亥，太政官下符东海、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太宰府，责调庸粗恶者。贞观元年（859年）十二月十五日，下七道诸国符称：大同二年（80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格云：粗恶之罪者，格条所指，科责非轻。而今诸国贡绢布等，总是粗恶，专无精丽。或如绢非绢，尤同蜘蛛之秋网；或如布非布，不异连锁之疏文。加以尺寸多缺，短狭无数，徒有输贡之劳，还阙支给之备。是则牧宰专忘格制，唯事规避之所致也。法设不行，虽是宽典，人狎不慎，实须惩肃。然而，渐染所成，难可顿责，宜诫既往之怠，以求将来之效。符出之后，数年于兹，犹不惩肃，弥致粗恶，即知空张格制，不行其罚，国宰狎来之所积之渐也。须准之科条，必其罪责。而时尊深仁，政先鸿恕，年来优容，特听检纳，如此之费，既成奸滥，论之政途，理何合然。自今以后，犹有粗恶，论之如格，不曾宽恕。

连绢也不是绢，简直如同蜘蛛网。到了这个程度，其他的也可以想象了。不过，如果要说这是由国司等不励行格旨导致的结果，倒也未必如此。国司等遵照格旨执行时，大部分都催促过纳贡。但当时的百姓不主动贡纳，经再三催促交上来的，难免都是些粗恶之物。如果拒收，又会延误缴纳期限，造成“未进怠纳”，国司也会遭受谴责，所以基本上都会默认受理。但这样一来，国司又会因贡物粗陋而受责备。这也是当时国司的常态。然而，尽管朝廷斥责的文书用词严厉，但执行的程度就如同记载里说的，“数年于兹，犹不惩肃，弥致粗恶”。《日本三代实录》贞观七年（865年）记载：

贞观七年（865年）三月二日癸未，制：七道贡赋违期，国司五位以上夺位禄，六位以下折取公廨五分之一。自今以后，永为恒例。

也就是说，调庸物件必须尽量精丽，同时不能延误缴纳期限。不仅如此，关于木材尺寸，同年，即贞观七年（865年）朝廷下诏：

贞观七年（865年）九月十五日癸巳，太政官下知弹正台、左右京职、山城、摄津、伊贺、近江、丹波、播磨等国：禁材木短狭。及定《载车法》曰：步板、箦子、椙榑等长短厚薄，去延历十五年（796年）初立制法，于是，年月迁改，久忘格意。仍弘仁四年（813年）、天长八年（831年）、嘉祥三年（850年），科罪兼可没之状，下知已讫。而采林伦辈，为贪润泽，伐斫一本，欲得百利。因兹裁长要短，而任意为，渐嫌厚求薄，而生平不辍，公途私用，常多阙乏，频施严制。（中略）其车荷者，量材长短，（中略）须椙榑三十二材、歩板八枚、箦子十枚，以此为定。

步板，就是木料、板材。箦子，指竹编的垫板。人们逐利之心越来越重，唯利是图，连樵夫、车夫之类的人都是如此。世风也变得不那么淳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