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多天皇亲政及地方政务的革新
宇多天皇不设摄政、关白，一方面是因为藤原氏嫡派中没有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长期由摄政、关白代行国事，官场逐渐懈怠。为了匡正官场风气，宇多天皇决定亲自管理政事。宇多天皇英明的一面，可以从以下事例中看出来。
宽平元年（889年）五月，石清水八幡宫社司奏报：宝藏震动。
神祇官及阴阳寮占卜后称：祟在圣体。
宇多天皇下诏：
朕虽愚冲，未行非法，不为非道。即便偶犯小过，未及大罪。常敬神明，心归佛理。然今虽发咎征，必不至大故，唯任天地神祇冥鉴。
然后否定了例行的除灾祈祷。
在政务方面，像这样革新旧弊的举措，也不在少数。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务，宇多天皇总是格外关心。
当时，各国租税缴纳情况多有拖沓。原本各国向主税寮缴纳正税账的期限是二月三十日，太宰府的缴纳期限是五月三十日。但许多领国都十分懒散，有的只交账，却没有备齐需缴之物。更有甚者，长达二十年，没有清算税账。至于调庸杂税，欠缴的就更多了。
国司交接时，如果没有继任者出具解由状，就需要申请勘解由状。最初勘解由使还会认真裁决，结果发现前任国司多有失职，即便命其清偿欠缴租税，他们因为没有私产，也无力清偿。
于是，这些领国的继任者，只能先催缴之前欠下的调庸杂税，从而导致各种事务延误，国务也无法展开。国司命郡司处理，而郡司职责不重，又是当地人，也毫无成效。后来朝廷改派其他地方的人来担任郡司，也没有任何作用。
而前国司等身负清偿职责的人，依然待在旧的辖地。尽管朝廷已经任命了新的国司，但前国司却将自己在任期间的欠缴租税交接给新国司，自己则继续留下来处理清偿自己继任之前的欠缴租税相关事宜，从而逃避回京。
这些原本应当任满归京的国司，依然滞留在旧辖地经营家业，却因为官籍在京中，不仅不向地方缴税，也不缴国租。偶尔去往其他地方，还因为官位高，要劳烦当地的人马、驿传[16]等，给当地带来负担。
于是，宽平五年（893年），宇多天皇下诏，严禁此类官员驻留辖地，任满后必须各自返回本乡。而郡司之类，本来负责在官与民之间处理清偿租税相关事务，却因为公务繁苦，纷纷转到别国，导致公务停滞。于是，同年，即宽平五年（893年），宇多天皇下诏：
郡中百姓，虽有多数，堪郡司者，不过一二。仍选定其人，差充调庸杂税等项，或为旧年调庸纲领，未究预事，或为当时租税担当，多有所负。而弥任诸国之吏，或号为亲王家司，不勤公事，专利私门，非为规避一身之宿债，抑令骚动部内百姓。
除了严禁以上这种行为，还严禁此类官员各自寻找门路，兼任左右卫门、兵卫等官职，以逃避本职。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政务革新渐渐有了成效。然而，辖区内有诸院，即皇太后、女御，及以下的亲王、公卿等的料邑（封地）的国司郡司，却饱受料邑之苦，宽平五年（893年）《格》记载：
郡司杂掌入京之日，先号前分，责取官物，次称土毛，掠夺私银，纵不叶其求，遂加凌轹。郡司等，为免身危，偏忘公损，或折纳官物，充赂遗之赠，或取封户物（诸院及公卿的俸禄），送致本家（诸家领邑）之费。又杂掌所职，专在公文，不预杂物，而郡司未致之间，勘责如前。公粮竭酒食，旅费尽苞苴[17]，因兹不济预事，置以逃归。调物难济，公文拥滞。
尽管这份令旨禁止了邑主欺凌郡司，但被派往封地征收料邑（封地俸禄）的人，不仅不听国司调遣，还随意进入领地，搜刮百姓的田地，强征粮食，乱暴至极。宽平七年（895年）《格》记载：
诸院诸宫诸司诸家使等，强雇往还船车人马事，（中略）调物以驮为本，运送官米以船，而上道之日，前件诸院等使，结党路头，追妨驮马，率类津边，复夺船运，于是，（中略）官物致缺失。
除此之外，还有人犯了“私物出举”之禁，一心逐利。这些人放出出举之后，到了期限，没有丝毫宽限减免，完全不顾百姓的贫苦，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对于这些事情，朝廷也严令禁止。
此前，还有一些京城以外的百姓，为了逃避课税，于是，伪造户籍移居京城。而京城的居民，为了获取田地，离开京城去往京外。宽平五年（893年）《格》记载：
外土之民，奸附京畿，多避课役，无怀土心。（中略）顷年京贯人庶，王臣子孙，或就婚姻，或通农商，居住外国，业同土民，（中略）横行村里，对捍宰吏，或胁细民，非唯妨国务，抑亦伤风教。
宽平七年（895年），朝廷下令检查畿内人口，把畿外人士遣回原籍，同时，对王子王孙出游设立限制，规定其活动范围东至逢坂关，南至山崎、与渡，西至摄津、丹波国界，北至大江山。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后世，堂上家[18]出游，都不能超过这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