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澄与天台宗
如前一小节所述，当时的宗教界，不遵教义、不守法纪现象严重，所以难免受到世人的非议。于是，最澄和尚（传教大师）和空海和尚（弘法大师）之类的杰出人物出现了，他们开创新宗派，传播新教义。
《元亨释书》《大师传记》等记载，最澄俗姓三津首，近江滋贺郡人。他的祖先是东汉献帝的子孙。应神天皇[105]时，他的祖先仰慕日本文化，来到日本。日本朝廷体恤他的祖先，于是，在近江滋贺郡赐了封地。他的父亲三津首百枝，住在比叡山之麓。神护景云[106]元年（767年）八月十八日，最澄出生。最澄十二岁出家，拜在大安寺行表门下。最初学习“唯识”，然后广泛收集经书，得到了《华严经》《起信论》等的疏注。又在南都奈良抄写了天台宗的《法华玄义》《摩诃止观》《天台四教仪》《维摩经疏》等。这些都是大唐高僧鉴真和尚（居住在招提寺）带来的版本。
最澄
延历四年（785年）七月，最澄登上日枝山（比叡山），修建草庐，研读《法华经》《金光明经》等大乘佛经，当时他才十九岁。延历七年（788年），他在山顶修建寺庙，名号为“一乘止观院”，还造了一尊与他等身的药师佛，安放在寺中。
然而，天台宗的教义讲究“师授相乘”，所以最澄一心想着入唐求法。延历二十三年（804年）七月，最澄奉旨跟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元亨释书》把菅原清公当作了大使，其实他是判官）入唐求法，但不能停留太长时间。最澄一行渡海来到了大唐的明州[107]，当时大唐是唐德宗[108]贞元二十年（804年）。
唐德宗
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最澄奔赴台州，抵达天台山国清寺，谒见道邃法师。道邃法师是荆溪大师[109]的高徒，智者（名讳是智顗，字德安，谥号天台大师，智者是他的法号）七世的嫡孙。当时，道邃法师传授最澄“一心三观”的教旨，并授菩萨三聚大戒。最澄在天台山抄写天台宗的教文疏记，并谒见了佛陇寺行满座主[110]。行满座主说：“昔智者大师告曰：‘我灭后二百余岁，我之法将传东国。’祖识不虚，子乃其人。”于是，荆溪大师将诸籍密典倾囊相授，说：“你将这些法文带回日本，去做海东传灯[111]始祖。”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最澄来到越州，拜谒龙兴寺顺晓[112]阿阇梨，顺晓传授最澄三部灌顶、密教，以及《陀罗尼经》、印契、图样、灌顶器物等。
之后，最澄来到唐兴县，拜谒沙门翛然，得到翛然传授达摩一派牛头山法，习得禅学要义。
入夏，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五月，最澄随遣唐使一行返回日本，延历二十四年（805年）秋回到京都，向桓武天皇献上从大唐得到的天台、密教等经文。最澄向桓武天皇上表说：
沙门最澄言：最澄闻，六爻探颐，局于生灭之场；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岂若随他权教开三乘于机门，随自宝教示一乘于道场哉。然则，圆教难说，演其义者天台；妙法难传，畅其道者圣帝。伏惟陛下，纂灵出震，抚运登极，北蕃来朝请贺正于每年，东夷北首知归德于先年。于是，属想圆宗，缅怀一乘，绍宣妙法以为大训。由是，妙圆极教，应圣机而兴显；灌顶密法，感皇缘而圆满。最澄奉使求法去，远寻灵踪，往登台岭，躬写教迹，所获经并疏及记等，总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且见进经一十卷，名曰《金字妙法莲华经》七卷、《金字金刚般若经》一卷、《金字菩萨戒经》一卷、《金字观无量寿经》一卷，及天台智者大师灵验图一张，天台大师禅镇一头，天台山香炉峰送柽及柏木文释四枚，说法白角如意一柄。谨遣弟子藏经奉进，（中略）延历二十四年（805年）七月十五日沙门最澄上表。
《后日本纪》等记载，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八月九日，入唐求法的僧人最澄上殿，为桓武天皇悔过读经（为桓武天皇消灾除病），并向桓武天皇进献大唐的佛像。最澄担任护持僧[113]，应该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随后，朝廷命七大寺抄写最澄从大唐带回来的各种经论，所用纸料都由宫中提供，由大学头[114]和气弘世[115]监管。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九月，各寺德才兼备的僧人汇聚于清泷[116]高雄山佛寺中，接受灌顶三摩耶。这是日本秘密灌顶之始。从此，最澄开创了一个新的教派——天台法华宗。当时的佛教有华严宗、法相宗、三论宗、律宗这四宗，加上天台宗就变成了五宗。其余的成实、俱舍两派，当时已经衰微，只有少量信徒。最澄上奏桓武天皇：为行政化，广布教义，希望规定每年得度者十二人，五大宗派各两人，成实、俱舍各一人。桓武天皇准许。
嵯峨天皇[117]弘仁[118]五年（814年），最澄久居比叡山，潜心修佛。嵯峨天皇御赐近江国稻四百束，作为修行的费用。最澄德才精进，从两代天皇的笃信中就能看出。
弘仁七年（816年），最澄将《新集圣教序》三卷，及《天台灵应图》同《本传集》十卷、《涅槃狮子吼品》一卷进献给嵯峨天皇。这本《新集圣教序》是第一本传到日本的王羲之《圣教序》。嵯峨天皇长于书法，可能也是得到了这部王羲之《圣教序》的缘故吧。
嵯峨天皇
弘仁十三年（822年）[119]，最澄向嵯峨天皇上表：请求朝廷准许，天台法华宗每年得道者两人，于同年三月先帝（桓武天皇）国忌之日，在比叡山按照《法华经》的规定受戒，然后十二年不出山，在山中继续修炼四种三昧，因此，请求朝廷为他们建造圆宗大乘戒坛。
朝廷将最澄的上表下发到南都（奈良）各大寺，询问他们的意见。沙门护命[120]上表抗议。东大寺景深著《迷方示正论》，指出了天台宗教义的“二十八失”，与最澄对抗。南都各寺也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于是，最澄著《显戒论》及《显戒论缘起》，反驳“二十八失”。朝廷将最澄的文章下发给南都各大寺。南都各寺无言相对，但依然强烈反对建造戒坛。由于反对意见过于强烈，最终朝廷驳回了最澄的请求。这也成为后世南都北岭相争的源头。
弘仁十三年（822年），最澄圆寂，时年五十四岁（或者五十六岁），清和天皇[121]贞观[122]八年（866年），御赐谥号传教大师。《释家初例抄》记载：
清和天皇
贞观八年（866年）六月十二日乙酉，敕：天台大师最澄赐赠法印大和尚位，号传教大师，（中略）准大唐南岳、天台两大师例，赐谥号，本朝大师谥号初也。最澄者，入灭后今年四十五年。
关于戒坛一事，《元亨释书》等记载，最澄圆寂后十七日，嵯峨天皇下诏准许修建。而实际上奉旨建造戒坛，是在淳和天皇[123]天长[124]五年（828年），最澄的继承人义真时期。
淳和天皇
日本国内原本只有奈良东大寺、筑前国观音寺、下野国药师寺三座戒坛，被称为“三戒坛”。根据规定，所有僧侣，如果没在这三座戒坛受戒，就不能列入僧籍。虽然东大寺依然反对，然而，随着比叡山戒坛的建立，“三戒坛”变成了“四戒坛”。而后，药师寺废弃，观音寺也逐渐衰微，最后只剩下“南都”[125]“北岭”[126]两坛并立。
至于延历寺的名号，大约是弘仁十四年（823年），嵯峨天皇按照该寺建寺之年的年号，将一方“延历寺”的匾额御赐给该寺，从此，延历寺就成为镇守皇城“鬼门”的镇国灵寺。《叡岳要记》记载：
延历寺，（中略）延历四年（785年），岁次乙巳，七月中旬，（中略）结草为庵。（中略）同七年[127]，岁次戊辰，奉为桓武天皇，创建根本一乘止观院。（中略）弘仁十四年（823年），岁次癸卯，二月二十六日，下诏敕，改易本名，号延历寺，厥后寺家立了。
所以，定名为“延历寺”，应该就是在弘仁十四年（823年）。
此外还据说，平安京中一条到九条的街市规划，就是源自最澄所用的“九条袈裟”。
关于传教大师（最澄）入唐，《神皇正统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传教大师（最澄）自入唐之前就在比叡山中修行，他在为现在的根本中堂开挖地基时，曾挖出一枚八齿的钥匙。传教大师（最澄）入唐时，也带上了这枚钥匙。传教大师（最澄）来到天台山拜谒智者大师（天台宗四祖，又名天台大师）的正统六代弟子道邃和尚，向他学习佛法。当时，天台山上有一个智者大师圆寂之后留下的没有钥匙的秘藏，大家试着用传教大师（最澄）这枚钥匙去开，居然顺利地打开了。（中略）天台山僧侣无不敬服，于是，他们便将天台宗奥义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了传教大师（最澄）。
不过，比叡山的口传[128]中却没有收录这个故事，所以也不知真伪。
此外，《元亨释书》还记载，最澄远赴东国，行至信浓国，山高路险，百曲千折，一天只能走原来一半的行程，晚上也只能露宿在山中，没有旅馆可以投宿。最澄因此体察到行人的艰辛，便四处化缘，募集钱财在山中修建了一座寺庙，为往来行人休息提供便利。
这些故事流传后世，虽然已经真假难辨，但却是当时的人们对最澄的敬意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