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福原迁都

其实当时，兴福寺的恶僧已经和高仓宫亲王达成谋叛的共识，犯上作乱的行迹也十分明显。在平氏看来，正好可以借战胜的余威，一举将兴福寺击破，以绝后患。然而，如前一小节所述，在朝臣商议之下，最后只能作罢。

然而，如前一小节所述，南都僧兵势众，势力强大，朝廷即便在京城也无法高枕无忧。于是，平清盛为防万一，决定将御驾西迁，并将西迁之地定在了福原。平清盛为了避免非议，没有使用“迁都”这样的字眼，而是非常秘密地进行迁都的准备。《玉海》承治四年（1180年）记载：

承治四年（1180年）五月三十日，未刻许，（藤原）邦纲卿示送云：“来月三日，天皇（安德）行幸福原，上西门院（统子内亲王）亦同行之由，有其闻，仰天之外无他，云云。”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突然的决定。没有使用“迁幸”的表达，而是使用“行幸”，而且连左右大臣都不知道内情，大家都以为只是短期的出行。然而，从后面的发展来看，这绝不是一个短期的出行。一般人怎么看暂且不管，关于朝中重臣的看法，《玉海》后面有记载：

承治四年（1180年）五月三十日，申刻，大外记（清原）赖业示送此由。又晚头，（藤原）行隆示送云：“三日行幸，忽被缩二日了，云云。”非言语之所及，留京洛之辈，并以可恐事也。公卿仅两三人，殿上人四五人许，可候御供云云。天狗之所为，实非直事。

承治四年（1180年）六月一日，明晓福原迁幸。行幸及两院御幸云云。已以一定云云。予（藤原兼实）以使者问可参福原哉否于入道相国（平清盛）。报云：“无可寄宿之所，仍急不可参。自彼地可案内云云。”

先是候上皇（高仓）之圣容之处，仰云：“参御供之辈，多以禅门（平清盛）之左右云云。”一切不被仰是非，只闻食许也。

可见，即便是公卿重臣，但如果不是平氏亲信，都没有资格跟随安德天皇同行。可能平清盛是担心一些群小蒙蔽圣听，所以才做了这样的安排。关于当时行幸的场景，《玉海》承治四年（1180年）记载：

承治四年（1180年）六月二日，天晴。卯刻，行幸于入道相国（平清盛）福原别业，法皇（后白河）、上皇（高仓）同以渡御。城外之宫，往古虽有其例，延历以后，都无此仪，诚可谓稀代之胜事欤。敢无知由绪之人，疑可被攻南都（大众犹蜂起，敢无平和之义）之间，可有不虑之恐欤。又余党犹不休，为御彼恐怖欤。或说可有迁都云云。（中略）

迁幸之仪，（中略）自八条区至草津，武士数千骑，二行并辔夹幸路，先入道相国（平清盛）驾屋形舆，次女车一辆，次女房舆二，（一品及摄政之室家云云。）次行幸凤辇，供奉人人，公卿四人，左大将（藤原）实定卿、别当（平）时忠卿、宰相中将（藤原）实守、（源）通亲卿等。近卫司中将（藤原）秦通朝臣、右中将（藤原）隆通朝臣、职事头前亮（平）重衡朝臣、头辨（藤原）经房朝臣等。（中略）次摄政（藤原基通）乘车，前驱二人，殿上二人，骑马在车后。次内侍所、藏人左少辨（藤原）行隆、右少辨（源）有房等也，各骑马云云。次御灶神，上卿右卫门督（藤原）实家、辨右少辨（源）兼忠，各乘车。（中略）次御幸，公卿大纳言（藤原）隆季卿、前大纳言（藤原）邦纲卿、殿上人左少将（源）通资朝臣、（平）时实朝臣、左中辨（藤原）兼光朝臣、中宫权大夫（藤原）经家朝臣、左京权大夫（藤原）信行朝臣、安艺守在雅（中略）。次出车二辆、次前大将（平）宗盛，驾手舆，今夜就大物，明晓御福原内里（平中纳言赖盛家）、上皇（禅门之别业）、法皇（平宰相教盛家）、摄政（安乐寺别当安能房）。

藤原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