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激的多视角分析
由于应激概念所具有的生理、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多元性，对应激概念及其发展做一番历史解析是有必要的。
1.生理学取向的应激概念·生理学取向的应激概念强调机体为直接应对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要求，而由生理组织、结构和系统所采取的活动。代表人物为法国生理学家Claude Bernard、美国哈佛大学生理学家Walter Cannon和加拿大内分泌生理学家Hans Selye。
机体在面对威胁时，会选择已准备好的两种活动模式之一：要么攻击、斗争，防御危险，保护自己；要么逃跑，躲避即将到来的危险，保全自己。人和所有哺乳类动物都具备上述两种反应，从进化的角度讲，这种生理机制对物种生存具有好处。在“战或逃反应”中，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SAM）对面临的紧急状况做出反应。在应对广泛的应激时，应激源诱发SAM反应，但如果SAM活动过度，持续时间过久，频率过繁，极有可能导致一系列后果的聚集，最终患病。这些后果包括各种器官、组织和结构的功能性失调，以及病原学意义上的永久功能改变。
2.社会学取向的应激概念·人们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应激时，发现许多证据证明，在人类许多疾病的发生当中，外界环境中的应激源起到了重要的致病作用。也可以说，现实生活中与工作、学习、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相关的种种问题经常导致人们处于应激状态之下，这些应激源极有可能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最早对人致病生活事件的考察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Adolf Meyer的研究工作。他首次倡导医师填写一份患者的生活图表作为对患者医学检查的一部分。Meyer相信通过这种方式提炼到的生活事件，对于许多生理性疾病来说具有病原学上的解释价值，Meyer的观点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引发了大量研究。
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经有许多研究证实应激生活事件与大量生理疾患存在紧密相关性。1957年，该研究领域取得很大进展，Hawkins等提出了近期经验图表（schedule of recent experiences，SRE），进一步系统化了Meyer的生活图表。在随后的10年里，SRE被许多研究者加以使用，并且证实了应激生活事件与心脏病、皮肤病及其他疾病之间的相关性。Thomas Holmes和Richard Rahe等进一步调整了SRE，提出社会再适应评价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SRRS）。Holmes和Rahe两位研究者在通过生活变化（social changes）理解应激和疾病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
作为华盛顿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Holmes和Rahe考查了成千上万例被测试者以前的医疗记录，从中发现个体重大的生活变化，往往伴随着严重生理疾患的发生。他们希望能提炼出某种规律用于预测当人在经历未来重大生活变化时，极有可能患上特定疾病，为此他们概括出一系列代表性的典型生活应激源，也即个体需要去适应社会环境的生活事件。他们使用“生活事件”这个术语用于指生活发生变化的经验。这些生活事件有些是正面的、令人高兴的，如结婚、婴儿降生、找到新工作；有些是负面的、令人悲伤的，如爱人去世、失业等。Holmes和Rahe认为，这些生活事件不论是喜是忧，都会使得身体内部失衡，促使身体重新自我调整。如果人们在短时期内经历太多或太严重的生活事件，就会增加患病的危险。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Holmes和Rahe采用社会再适应评价量表进行了实证研究。该量表包括43种生活事件，它们是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会经历到的，按照应激程度由强到弱依次排列。他们设计评价体系，按照应激潜力权衡每一生活事件，在事件影响人的生活和适应难易的基础上，给它们各自赋予一个分值，这些分值也被称作生活变化单元（life-change units，LCU）。分值与生活事件诱发疾病的能力大小直接正相关。Holmes和Rahe发现了在生活事件得分和个人健康史之间存在的重要关系。经过进一步分析，他们提出LCU得分150分是个分水岭。150～199分代表轻微生活危机，200～299分代表中度生活危机，超过300分代表重大生活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后，应激与生活事件的研究者开始反思SRRS的结构及其赋分当中的许多基本假设。他们对SRRS进行了一些调整，引入主观成分，重视个体评估自己应对应激经验的能力。他们认为SRRS中没有包含一些发生人们生活当中的具有充分代表性的生活事件样例，在对此改进的基础上，他们还补充了针对儿童、青少年和老人的量表。此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研究兴趣在于“易感因素”（vulnerability factors），这些因素在特定程度上使得人们或多或少容易感染上应激源诱发的疾病。研究者发现，虽然环境应激源与疾病的发生总是存在某种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总有不少人在面临恶劣、有害的应激事件时并不患病。对应激源健康损害效应的不同易感性在许多研究中经常出现，使得探寻非易感性现象原因的研究成为研究者考查致病生活事件作用的一个核心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从仅关注具体生活事件的损伤效应转到长期应激源对人身体慢性健康损害的效应。工作负荷、工作-家庭冲突、婚姻不和谐等长期应激源的效应成为重点研究和考查的对象。研究者的最终目的是想辨明促成疾病的社会环境因素。当然，在后期的研究，尽管应激事件仍被当作疾病危险因素加以研究，但同时研究者也逐步注意到，面对并适应应激事件也会导致积极的结果，如个体成长、自尊感、自我效能的增强，社会网络的固化，生活目标的重新安排等。
3.心理学取向的应激概念·心理学取向的应激概念“重视人和环境的特定关系”，强调机体对来自客观环境经验所将造成的潜在伤害的知觉和评价。当环境提出的要求被评价为超出了个体应对能力时，个体处于应激状态，同时经历着相伴随的负面的情绪反应。显然，心理学取向的应激概念认为应激唤起不只是由刺激条件即应激源所决定，更由人对它们的解释和评价所决定。也就是说，人所经历的应激是由对应激源意义的解释及对应对资源充分性的评估所共同决定的。
心理学取向的应激概念典型代表包括Simeons和Richard。Simeons是Selye的追随者。Simeons认为，当现代人面临应激源（如工作困难、人际关系恶化）时，大脑工作机制与人的原始祖先面临张牙舞爪的猛兽时的大脑工作机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现代人同他们的原始祖先一样，知觉到威胁的情境，动员身体能量，决定是战是逃。不过，Simeons把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应激源称作“符号性威胁（symbolic threats）”，因为它们更多威胁的不是生理上的健康，而是个体的自我。
Simeons认为，人脑还没有进化到能够区分物理性威胁和符号性威胁的程度。因此，人脑对不同应激源并不能激发不同的反应。大脑将所有对健康构成威胁的应激源等同看待。Simeons相信，如果不把刺激知觉为潜在的应激源，那么它们很少能够引起应激反应。事实上，除了特定的环境刺激，如极端的温度、污染和噪声，大多数引起应激的事物是我们自己判定为对我们构成威胁的人或情境因素，这种判定就涉及对个体、环境和潜在应激源的知觉和评估。
Richard进一步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理论模型，说明当知觉潜在应激源时，人的心理是如何工作的。他的心理应激理论强调，当人或事以某种方式对我们身体健康构成危险时，它们才成为应激源，这些危险可以是身体上的物理伤害，但更多的危险在性质上是心理社会的（psychosocial）。
事实上，应激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涉及评价（appraisal）和应对（coping）的输入、输出和中介活动，它是建立在人与环境关系变化基础上的持续反馈过程。
Richard的理论模型涉及对潜在应激物的3种评价：第一阶段评价决定应激源是否构成一种危险；第二阶段评价决定个体是否有能力应对这种危险；第三阶段评价就是认知评价，从前两个阶段评价中得出最终的信息。Richard认为，一个刺激评价为危险的或无害的，即初级评价（primary appraisal）发生在刺激呈现和应激反应之间。如果刺激被评价是有害的、危险的和挑战性的，那么该刺激将导致应激反应。初级评价依赖两类先在因素，即刺激情境的知觉特征和个体的心理结构。影响初级评价的刺激因素包括：刺激的危险程度，包括刺激的广度、强度及持续时间，涉及知觉到的危险力量与我们相信有能力去应对之间的一种权衡；刺激的急迫度，即应对的危险在时空上的紧急性，它决定我们在多长时间内应对危险；刺激的潜在性，它影响我们对其进行知觉和评估，以及未来的可控性。
影响初级评价的个体心理结构即人格因素包括动机力量和信念系统。如果刺激被评估为与我们重要目标或动机相冲突，那么这个刺激就被认定为是危险的，如果这些刺激与我们目标不冲突，或者仅仅影响一些不重要的动机，那么刺激就不被认为是危险的。信念系统包括我们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伦理观。当人或事与这些观念相冲突时，我们就会觉得受到威胁。当我们评估需要对应激源做出反应时，个体会评价自己的内部资源，以决定是否能应对所面对的情境，也就是说，以决定是否能消除或者至少减轻应激所产生的效应，这些过程被称作“次级评价”（secondary appraisal）。为消解或缓解应激反应造成的身体或心理失调，应对措施可能涉及一些直接改变危险情境的活动。如果能够争取有效地应对措施，危险就可以被消除，不会发生坏的应激效应。相反，如果人不能确定是否能应对某一评估为危险的或紧急的情境，那么应激就会发生。需要注意的是，评估情境及应对能力的过程不仅发生在应激事件的开始，也经常发生在应激事件的过程当中，而且评估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并导致行为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