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边缘系统

William James在1884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情绪体验主要是由身体变化造成的。丹麦心理学家Carl Lange几乎在同时发表了相似的理论，因此这被称为“James-Lange理论”。他们强调情绪的产生是自主神经活动的产物，后人称它为情绪的外周理论，即情绪刺激引起身体的生理反应，而生理反应进一步导致情绪体验的产生。然而该理论饱受批评，并在20世纪前期沉寂下来。

Cannon-Bard的丘脑情绪理论（Cannon-Bard theory of emotion）由美国生理学家Cannon和Bard在批评James-Lange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情绪理论，主张丘脑在情绪形成中起重要作用。但是，这一理论只关注丘脑的作用而忽视其他中枢部位，尤其对大脑的作用估计不足。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明，整合情绪冲动的重要中心是下丘脑。1954年，Olds和Milner用微电极进行“自我刺激”试验，证明下丘脑、边缘系统及其邻近部位存在着“奖励中枢”和“惩罚中枢”。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S.Schachter和J.Singer提出，对于特定的情绪来说，有两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体必须体验到高度的生理唤醒，如心率加快、手出汗、胃收缩、呼吸急促等。第二，个体必须对生理状态的变化进行认知性的唤醒。S.Schachter和J.Singer提出的情绪认知理论不再局限于情绪体验形式，而是努力去研究情绪的认知机制，并对情绪的认知调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内外归因，所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这种理论的实证依据还不够完善。

目前认为，情绪的复杂生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丘脑、边缘系统、脑干网状结构的功能，大脑皮质调节情绪的进行，控制皮质下中枢的活动。本节主要介绍边缘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1949年，P.Maclean提出边缘系统对情绪加工起关键作用。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是由边缘叶和相关的皮质下结构构成的，这些结构参与应激反应的组织。皮质下区域包括杏仁体、隔区、缰核，与此相关的边缘叶皮质组成了海马结构（海马回、齿状回、下托）和内嗅区的、边缘叶前的、边缘叶内的和扣带的皮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