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因与发病机制
强迫症是一种多维度、多因素的疾病，其病因与发病机制涉及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的多个方面，病前人格、遗传因素、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环境因素均在其发病中发挥作用。
1.遗传因素·家系研究和遗传分析研究表明，OCD常呈现明显的家族聚集性，患者一级亲属的患病率可高达普通人群的4倍左右。为数不多的双生子研究结果表明，同卵双生子的同病率为65％～85％，而异卵双生子则为15％～45％。
2.神经生物学因素
（1）神经生化
1）5-HT系统：一般认为，脑内5-HT系统与强迫症的发生关系最为密切，其主要证据来源于5-HT再摄取抑制剂（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RIs）对OCD有较好的治疗效果。SRIs类药物结合的靶点大多为5-HT转运蛋白（5-HTT），后者也是目前认为决定治疗OCD药物疗效反应的关键靶点。除了突触间隙5-HT浓度的异常，其受体结构和功能的紊乱也可能参与OCD的发生。
根据5-HT受体分布的位置，可以将其分为突触前受体和突触后受体。有研究发现，OCD患者大脑中5-HT1D突触前受体过度活跃，下调了突触前5-HT的释放，因而导致突触间隙中5-HT浓度降低。突触后受体中研究较多的是5-HT1A和5-HT2，其中5-HT1A受体拮抗剂对于SSRIs类抗抑郁药治疗OCD有协同作用；低剂量5-HT2A受体拮抗剂联用SSRIs治疗OCD起增效作用，高剂量5-HT2A受体拮抗剂联用SSRIs治疗OCD则反而起减效作用；5-HT2C受体激动剂可减轻OCD症状。
然而，SSRIs治疗OCD的整体有效率仅为40％～60％，提示可能存在其他病理生理机制。
2）DA系统：如前所述，OCD常与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ete's syndrome）共病，而后者的发病主要与DA系统功能紊乱有关，故而有学者提出DA系统可能参与了OCD的发病。临床上DA阻滞剂能够增强SSRIs的抗强迫作用，提示DA功能亢进可能是OCD的病理生理机制之一。
除了上述两种单胺系统，谷氨酸能和GABA能神经元的功能异常及其相关神经递质信号传递的异常，也被认为是OCD发病的神经生化机制。
（2）神经结构与功能改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OCD与特定的神经环路，如皮质-纹状体-丘脑-皮质（cortico-sttriatal-thalamic-cortical，CSTC）环路有关。一般认为，该环路的主要作用是补充和调节皮质功能，其病变可引发丘脑水平的门控功能缺陷，导致眶额皮质（与强迫思维有关）和前扣带回（与OCD的非特异性焦虑有关）过度激活，引发强迫性思维和继发性焦虑症状。而强迫动作被认为可以代偿纹状体功能，部分发挥丘脑的门控调节功能，从而缓解强迫性思维所致的焦虑和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在不同症状维度的OCD患者中发现了不同的神经结构改变，提示该症的病理生理机制异常复杂，尚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3.社会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对OCD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影响深远，主要包括儿童/发展因素、人格因素、认知行为理论、信息处理过程和社会文化因素等。
（1）心理动力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强迫障碍是人格发展固着于心理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核心心理冲突常常与攻击性和性有关，自我功能不足以妥善解决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冲突，焦虑情绪通过防御机制而形成强迫症状，常见的防御机制包括隔离、仪式/抵消、反向形成和置换等。
研究表明，OCD患者中约有2/3的人群，在生病前即存在强迫性人格，表现为完美主义、过分的责任心、固执己见、拘泥细节和缺乏安全感等。在应激的环境下，攻击性冲动不断尝试突破自我防御机制，因而导致强迫性思维的形成。
（2）认知理论：OCD患者的强迫性思维通常是持续性的、侵入性的，并能引发焦虑。常见的六种功能失调性认知信念有：夸大的责任感、过分看重想法的作用、需要控制想法、对威胁过度估计、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完美主义。
（3）行为学理论：行为主义学者提出了经典的两阶段理论，从而解释强迫症状产生的过程。在疾病第一阶段，某些非特异性的情景（中性的）引发焦虑，患者为缓解自身焦虑采取回避行为或形成强迫性仪式行为，并形成经典条件反射。在第二阶段中，患者认为强迫行为或仪式行为可以缓解焦虑，通过操作式条件反射使强迫行为不断强化，得以重复和保存下来，并泛化到一般的中性情景。
（4）信息处理：目前认为个体体验焦虑的倾向性是不同的，存在易感性的差异。不同的OCD患者会选择性关注应激源，这种选择性的注意可能来源于其对威胁性信息的偏倚性回忆，将应激源与该信息形成歪曲的关联。例如，害怕罹患艾滋病的OCD患者会因为选择性地注意任何血液、血迹或类似血迹的东西。
（5）家庭因素：家庭治疗理论认为，家庭中过分苛求的刻板、压抑氛围，以及父母对子女期待过高等压力因素，可能会促进强迫倾向与症状的形成。
（6）文化因素：适应不良的知识结构或思维模式，通常是影响个体即刻体验和评估的易感因素。当个体遭遇应激性生活事件时，上述适应不良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将被激活。此外，严格的宗教信仰和僵化的道德标准，使得个体产生过度绝对的“非对即错”是非观，亦是OCD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