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触发器技术

（一）触发器技术的产生

1990年，Classen等在美国LDS医院开展了住院患者ADR自动监测的研究，研究者编制了一套计算机软件，对患者住院过程中采集的检查、检验指标（如嗜酸红细胞计数上升、钾浓度升高、低白细胞计数等）和一些现象（如中止给药、减少剂量、做专项实验室检查等）进行分析，并以此来探测疑似ADR。计算机软件每天定时将之前24h发现的疑似ADR/ADE进行汇总并提交给临床药师评估，提供的项目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医院服务项目、当前和过去用药情况（包括用药起止时间）、探测出可疑ADR所用到的信号等。临床药师根据这些信息回顾病历，与医生、护士交换意见、访视患者，从而完成对可疑ADR的评价。为了提高药物和ADR之间因果关系评价的一致性和标准化，研究者使用了Naranjo algorithm评分规则，在作出因果关系评价后，还对ADR的严重程度和发生机制进行了分类。在为期18个月的试验中，从36653名病人中发现并证实了731例药物不良事件，其中严重的101例、中度600例、轻度30例。

此后，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对此种方法开展了深入研究，多个研究团体制订了各种“触发器”从临床医疗信息中发掘可疑的ADR。Classen团队将这种方法定义为：通过专门编写的计算机程序对医院集成化的信息系统进行电子监控。在监控过程中，计算机会留意特殊事件，如一些特殊药物医嘱（苯海拉明提示可能出现过敏反应）、解毒药医嘱（纳洛酮提示可能出现阿片类药物所致呼吸抑制）、一些不正常实验室化验值（使用庆大霉素后血肌酐水平上升）、突然中断的医嘱，将它们作为“哨兵”或者说是“触发器”。通过触发器暴露可能的ADR并做进一步的人工核查。Classen研究团队的中心目标是发展一个容易被人理解、可以快速探测ADR的新方法。总体来说，触发器型自动监测系统发现信号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①患者治疗过程中使用了非原发疾病所需要的诊疗手段；②异常的住院时间、药品费用等；③异常的检查、检验指标等。

（二）触发器技术的发展

触发器概念提出后受到广泛关注，人们发现使用这种方法探测ADR代价低廉、效果显著。触发器工具也因此被不断改进和完善。美国医疗促进协会（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和Premier机构（一个由1600家美国医院组成的医疗联盟）在Classic等的基础上改进并组织开发了一个更为先进的系统，称为“通用触发器工具”（global trigger tool）。他们将触发器工具归纳整理，在86家医院进行了试验，然后把整套方案提供给有兴趣开发ADR/ADE自动监测系统的医院使用。

很多研究者对触发器工具进行了开发、改进。例如，为了降低假阳性信号提高系统性能，Jha等对苯海拉明作为触发器预警过敏反应进行了修订，即原有设计是计算机扫描所有下达苯海拉明的医嘱，而Jha增加了更细致的限定，首先，去除7d内出现过同样剂量苯海拉明医嘱的病例，其次，去除那些同一时间给予过紫杉醇的病例（因为Jha团队所属医院在注射紫杉醇前通常会先给予一些苯海拉明，而这时的苯海拉明显然对提示ADR没有帮助）。经过这些修改，有效地减少了假阳性信号，发现ADR的阳性率上升了44%。最初触发器系统仅用于住院患者的ADR监测，之后逐步扩大到门诊患者和因ADR入院的患者。触发器自动监测系统也从以前的“通科系统”（即不区分患者疾病类型）逐步细化到“专科系统”，如专门为外科、儿科开发的触发器系统，并且在儿科还出现了结合重症监护病房特点专门设计的触发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