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毒理学简史

《淮南子·修务训》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等，说明在几千年前人们就对中药的毒性有了初步的认知。

我国现存本草文献中最早关于中药毒性的记载是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当时已经将“有毒无毒”作为中药性能的基本内容之一，并与功效一起作为药物分类的依据。《神农本草经》全书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按药物功效和有毒无毒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功能滋补强壮、延年益寿，无毒，可以久服；中品120种，功能治病补虚、扶正祛邪，有毒或无毒，当斟酌使用；下品125种，功能治病攻邪，被认为“下品多毒，不可久服”。《黄帝内经》中首次提出了药物之毒和毒药的含义，认为药物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药有毒，这也为后人认识和深入研究毒物奠定了基础。在夏商周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关于毒物的文字记载，《诗经》中记载了苍耳、蟾蜍等有毒药物的药名；此后，毒物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对毒物的分类、临床用药经验的积累、毒物中毒的解救办法以及药物剂量的变化。

在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乌头中毒“大豆煮汁，及盐汁，服之解”，河豚中毒“食喉鮧鱼中毒方，芦根煮汁，服之即解”。这些对于毒性中药减毒和解救的方法及方药直至今日仍有实用意义。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也记载了许多中药的解救方法，如“多饮甘汁佳”可解野葛中毒。南朝刘宋时代雷斆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炮制学专论《雷公炮炙论》，其中系统地总结了300余种中药的炮制方法，提出了药物经过炮制可以减毒增效的观点，为后世炮制减毒奠定了基础。

对中药包括毒物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从唐朝时期《新修本草》开始的，其将《神农本草经》以后新收载的药物标明“有毒”或“无毒”。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公开颁布的药典，以后历代本草均遵此体例。宋代第二部官修本草《开宝重定本草》，载药983种，较《新修本草》新增药物133种，苏颂称“其言药性之良毒，性之寒温，味之甘苦，可谓备且详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成药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方788首，也对其中的方剂、药物等实行规范化、标准化，保障了药物的安全使用。明清以后，对中药中毒的原因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认识到中药中毒不仅与中药本身的毒性有关，也与中药的用法用量有关。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说：“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这表明即使不是毒性中药，用量用法不当，也会导致毒性。

时至近现代，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赵承嘏报道了莽草果实提取物对家猫的最小致死量（minimum lethal dose，MLD）；陈同素、顾玄、赵承嘏等著名药理学家还分别对雷公藤的有效成分进行研究，其中1936年赵承嘏首次发现雷公藤甲素。后来的研究又观察到雷公藤中毒死亡事件，发现其对胃肠道、肝肾、心血管的毒性。1949年金荫昌研究了蛇麻酮对小鼠的LD 50。新中国成立后，也发现关木通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的案例。陈冀胜、郑硕主编的《中国有毒植物》记载了我国有毒植物约有1 300种，分属于140个科。王钧默在1985年第一本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中药药理学》中就详细记载了附子中毒性成分对小鼠的LD 50。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先后颁布了《中药新药研究指南》《毒代动力学研究指导原则》等一系列的规范和法规，并对毒性中药建立了完善的不良反应监察制度。2003年国家药监局印发《关于取消关木通药用标准的通知》，取消了关木通的药用标准，龙胆泻肝丸等“关木通制剂”必须凭医师处方购买；2005年版《中国药典》删除了关木通、广防己、青木香。现在国家重大研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将中药毒理研究作为重要的资助方向。

由上可见，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与中药毒物有关的知识，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关于中毒的机制、诊断和治疗的探讨，也未完全透彻。中国作为世界药用天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如此繁多的中药，不仅仅需要重视毒性中药的研究和应用，对常用中药不良反应的监控也不可忽视。

近年来，关于中药基础毒理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中药中毒原因、作用机制、诊断和治疗的研究和应用的发展，中药毒性研究开始走向中药毒理学的学科体系形成阶段。同时，大量有关毒性中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也不断深化发展，对于中药毒性的正确认知也扩大了中药的应用范围，如雄黄、砒霜等剧毒中药被开发成治疗白血病的良药。由于当前国内外中药毒理学的专用教材不多，系统地收集和整理有关中药毒性和中药基础及临床毒理学的知识，必将极大促进中药毒理学学科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发展。当然，许多中药的毒理学研究尚是空白，有待进一步的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