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此书是日僧圆仁在中国求法巡礼时所记的日记（838—847），是晚唐时期难得的口语性资料。书中用于否定判断的“非”5见：爰村老王良书云：“和尚至此处，自称新罗人，见其言语非新罗语，亦非大唐语。……”（卷一）|〔二月〕一日，更修一状，催押衙。其状如左：……但所期行李，万有余里。远客私望，非此公务。（卷二）|施主憎嫌云：“远涉山坂到此设供，意者只为供养山中众僧。然此尘俗乞索儿等尽来受食，非我本意。若供养此等色，只令本处设斋，何用远来到此山？”（卷三）|其敕文如左：敕：……况非圣之言[14]，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卷四）
“不是”2见，“未是”1见：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枉被捉来。国家兵马元来不入他界，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卷四）|诸人皆云：“此处是两京大路，乞客浩汗，行人事不辨。若不是大官，是寻常衣冠酢大来，极是殷勤者，即得一疋两疋。和上得两疋，是刺史殷重深也。”（卷四）|便入山阳县通状，具申本意：“日本国朝贡使皆此间上船，过海归国。圆仁等递到此间归国，请从此间过海。”县司不肯，乃云：“当州未是极海之处。既是准敕递过，不敢停留。事须递到登州地极之处，方可上船归国者。”（卷四）
“非”都跟后面的成分构成四字句，而且有2例分别出于圆仁的状文和皇帝的敕文，通篇都用文言写成，那是不可能换成口语说法“不是”的，另有1例是村老王良跟圆仁笔谈时所写的话，这种场合用更简洁、更书面化的“非”而不用口语化的“不是”也很正常。2例“不是”则都出自下层人物之口，而且没有字数的限制；“未是”的确切含义是“还不是”[15]，应该也是口语说法，不能换成“不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未是”的三条用例都出现在卷四会昌四年和五年（844—845）的日记中，也就是在圆仁来到中国的第七年之后，这应该是他在巡礼途中习得的口语词；而“非”则是他在日本跟着哥哥学习汉文时早就习得的书面语词。
以上的分析表明，至晚在8世纪以前（《游仙窟》和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时代），口语中否定判断句实际上已经是以说“不是”为主了，“非”虽然还有比较高的见次率，但主要保留在书面语中，正如何亚南（2004）所说：“事实上‘不是’最终完成对‘非’的替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在书面语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到了晚唐五代的敦煌变文和《祖堂集》，“不是”的数量都已超过“非”，其中的“非”字也是同样的性质，由于数据过大，根据“以前期赅后期”的原则，就不再对它们作详细分析了，只举两个典型例子：他儿婿还说道里（理），道个甚言语也：“娘子今日何置言，贫富多生恶业牵。不是交（教）娘子独如此，下情终日也饥寒。”（《敦煌变文校注·解座文二首》）|师问：“马师说何法示人？”对曰：“即心即佛。”师曰：“是什摩语话！”又问：“更有什摩言说？”对曰：“非心非佛，亦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祖堂集·慧忠国师》）
敦煌变文例本来是七言韵句，若用“非”刚好字数相应，但此处却用了“不是”，以致字数不等，可见在当时人的口语里“不是”已经成了惯用语。《祖堂集》例“非心非佛”是前代传下来的惯用语，“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则是用当时口语对它做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分析的这些语料都还不是纯口语资料（口语成分的多寡又各有差异），而且有一半以上属于有字数限制的文体（诗歌、骈文或四字句等），这样的语料跟实际口语肯定会有差距，这是不难想见的。“汉语的文言词汇系统有着极大的保守性，即使新词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旧词，旧词往往也不会轻易退出词汇系统，而是采取‘和平共处’的方式跟新词长期并存。这是书面语词汇系统的一个特点，一般来说，在口语中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存在的。”（汪维辉，2000：407）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我们说中唐以后口语的否定判断句已经是以用“不是”为常，应该离事实不会太远。也就是说，从“不是”替代“非”这一角度来看，至迟到中唐时期，系词“是”也已经发展成熟了。这比“不是”取代“非是”稍晚一点。
可见在研究某一问题时，要尽可能多地挖掘和利用口语性资料，并把口语成分和文言成分“剥离”开来，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逼近事实真相。上面分析的四种典型语料，董文除王梵志诗转引了唐钰明的统计数据（与寒山子诗合在一起）外，均未采用，这是我们的结论与董文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我们通过对唐代一些典型语料的考察，证明了至晚在中唐时期“不是”已经在口语中基本取代了“非”，系词“是”已经发展成熟，那么其他同时期语料所提供的所谓“反证”就都不足以否定这个结论。这就是“以典型赅非典型”。
既然我们已经证明在中唐以前事实已是如此，那么之后的情况就无需再证明，因为“不是”对“非”的取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前期已经完成了取代，到后期又退回去了。这就是“以前期赅后期”。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判断某一语言现象新旧更替是否已经完成，标准不能定得过死，要求不能过高、过纯，比如董文认为只有像《老乞大》《朴通事》那样否定判断100%都用“不是”才能证明系词“是”的成熟，其实这是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的。语言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共时系统是历时演变的结果，旧质要素被新质要素替换后，一般不会就此销声匿迹，而是可能会由于各种语用因素的影响而不时地在这里那里露一下脸，因为语言库藏（linguistic inventory）[16]是极其丰富的，语言的运用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弹性，且不说“口语”和“书面语”本来就很难截然区分，即使是地道的日常口语，也不能要求它完全排斥旧成分。所以判断新旧成分是否已经完成替换，一是要看大势和主流，二是要对语料做具体分析，而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无例外，否则一碰到少数“不听话”的语料我们将一筹莫展。
语料如何选择、如何分析，如何避免“假例”，典型语料和统计数据的关系如何处理，判断标准如何设定和掌握，这些都是汉语史研究中最基本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在当前的研究实践中，由于对这些基本问题认识不清从而导致研究方法不科学、结论不可靠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地存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冯友兰先生说：“研究历史必需从收集史料开始，继之以审查史料，分析史料，然后把所得结论写出来。”[17]这话对汉语史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董守志 2011 《东汉—元明否定判断句演变之研究》，《古汉语研究》第1期。
董志翘 2006 《梁〈高僧传〉“疆场”例质疑》，《中国语文》第6期。
何亚南 2004《试论有判断词句产生的原因及发展的层级性—兼论判断词成熟的鉴别标准》，《古汉语研究》第3期。
蒋绍愚 1998《近十年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古汉语研究》第4期。
李 战 1997《〈红楼梦〉中的“便”和“就”》，《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1期。
刘君敬 2008《〈《同部首词的构成和结构分析》疑述〉一文的文献问题》，《中国语文》第3期。
柳士镇 1992《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麻爱民 2010《汉语个体量词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中国语文》第2期。
李 焱 孟繁杰 2011《关联副词“倒”的演变研究》，《古汉语研究》第3期。
［日］平田昌司 2008《审视文本：读〈醒世姻缘传〉》，载曹虹、蒋寅、张宏生主编《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史文磊 2008《汉语中真的存在量词“掘”吗？》，《中国语文》第3期。
［日］太田辰夫 1991《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载《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
［日］太田辰夫 2003 《中国语历史文法》（修订译本），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唐钰明 1992《中古“是”字判断句述要》，《中国语文》第5期。
汪维辉 1996《〈世说新语〉“如馨地”再讨论》，《古汉语研究》第4期。
汪维辉 1998《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国语文》第2期。
汪维辉 2000a《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汪维辉 2000b《〈周氏冥通记〉词汇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汪维辉 2001《汉魏六朝“进”字使用情况考察—对〈“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一文的几点补正》，《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
汪维辉 2002《“所以”完全变成连词的时代》，《古汉语研究》第2期。
汪维辉 2006《〈僮约〉疏证》，载李浩、贾三强主编《古代文献的考证与诠释—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汪维辉 2007《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汪维辉 2011《〈百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下），《汉语史学报》第十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王 虎 2012《谈〈从世界语言拥有结构的语法化看汉语相关现象〉一文的文献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
王魁伟 2000《“〈红楼梦〉前已有语气词‘吗’”献疑》，《中国语文》第3期。
杨曾文校写 2001《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
张海媚 2010《副词“当然”始于宋代吗？》，《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三辑，巴蜀书社。
朱庆之 2012《上古汉语“吾”“予/余”等第一人称代词在口语中消失的时代》，《中国语文》第3期。
（原载《中国语文》2013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2013年第10期全文复印）
【注释】
[1]本文主要讨论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暂不涉及语音史。
[2]参看汪维辉（2011）“痴—愚”条。
[3]汪维辉（2000：404）曾经以“入/进”为例说明过这个道理，可以参看。
[4]“典型语例”一词系真大成博士所创用。
[5]匿名审稿人指出：“孤证很难排除是作者母语方言的特殊影响，造成其他方言区作者很少使用。文中以《僮约》‘目泪’为例说明即使同时代的孤证也足够有力。假如同时代其他文献几乎看不到此词，不能完全排除其为方言词的可能。即使后代此词用得广泛，也不排除当时尚是方言词，以后逐步扩散的可能。”从广义上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目泪”的情况我们以为可能还是这里所分析的可能性更大。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6]匿名审稿人指出：“原则一‘以典型赅非典型’理论上可以成立，但是文中认为典型材料有时即使只有一条孤证也足够有力，可以排除非典型的大量语料，这或许有风险。除了版本等方面原因带来的孤证的风险，还应该考虑到汉语分布区域辽阔，地域差异自古就有。……对汉语来说，绝对纯的单一系统的语料很难找，尤其是本文作为重点的口语体材料，很多口语化语料都带有作者的地域方言要素，这使得原则一的采用不能太过强大、毫不受限。”这一提醒完全正确，可以纠正原稿的偏颇，笔者深表感谢。
[7]对话并不都是口语。太田辰夫先生（1991：189—190）指出：“清代作品中，试着翻一翻《红楼梦》就可以知道，那里面女性和小孩和奴仆人等使用地道的俗语，与此相反，北静王和贾政及其他贵族士大夫们在正式场合所作的对话非常接近文言。”
[8]“F是”是“否定副词+是”的总称，包括“非是、未是、不是”。
[9]传统认为王梵志诗是唐初白话诗僧王梵志的作品，但是项楚先生认为：“我经过潜心玩索，深信这三百多首‘王梵志诗’，决不是一人所作，也不是一时所作，而是在数百年间，由许多无名白话诗人陆续写就的。”（《王梵志诗校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10]排除了“非关”“除非”“自非”“非但”等固定结构和相当于“不”“错误”等意思的“非”。下面对“非”的处理均同此，不再一一说明。
[11]参看李时人、詹绪左《张文成生平事迹及〈游仙窟〉创作时间考》，原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后作为“附录”收入所著《游仙窟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48—449页。
[12]按，此句有异文，《游仙窟校注》（第315页）云：“不”，真福寺钞本作“非”。……“乃凤凰来仪也”，诸钞本、校本、注本“乃”字下有“是”字，“仪”字下无“也”字。
[13]据杨曾文研究，敦煌本和敦煌县博物馆本《坛经》都应源于一个“敦煌原本”，敦煌原本“当成书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至贞元十七年（801）智炬（或作慧炬）撰《宝林传》之前”。参看杨曾文（2001：293—294）《〈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和关于〈坛经〉诸本演变、禅法思想的探讨》。
[14]“非圣之言”也可以理解为“非议圣人之言”，不过从上下文看，可能理解成“不是圣人之言”更确切。
[15]柳士镇（1992：297）说：“‘未是’与‘不是’略有不同。‘未是’含有时间意义，表示目前尚不是，所处条件变化之后则可能是，……‘不是’则表示一般性的否定。”柳说甚确。
[16]参看刘丹青《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当代语言学》2011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12年第2期全文转载。
[17]《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三松堂全集》第八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