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重刊老乞大》（1795）（下简称《重刊》）是对《老乞大新释》（1761）（下简称《新释》）修改而成的，为什么《重刊》要修改《新释》，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谜。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和利用这两种语料，所以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郑光（2004：5）指出：“笔者在拙稿（2001）里把现在流传着的《老乞大》整理为四种。首先是把元代汉儿语言作为教材的《原本老乞大》（1346 年左右编写），其次是成宗时期汉人葛贵等把《原本老乞大》用明代北京官话加以校正的《删改老乞大》（1483 年修订）。还有一个是到了朝鲜英祖时期金昌祚、边宪用清代官话重新加以解释的《老乞大新释》（1761 年新释）。后来认为这个版本使用的是过于低俗的语言。到了正祖时期，李洙等人重新用雅语加以修订，出版了《重刊老乞大》（1795 年重刊）。”李泰洙（2003：1）有类似的看法：“《老乞大新释》和《重刊老乞大》只相差34年，二书在语言上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其中的差异主要反映修改者文字风格的不同。”汪维辉（2005：157）也曾推测，“也许是正祖觉得前代英祖时改编的《新释》太过口语化，有失雅正，所以才有必要重修，因为在短短的三十几年间语言的变化不至于大到要把全书再重改一遍。”以上是目前比较通行的看法，但都没有具体论证。

因为《重刊》没有序，所以我们无从知道它的修改动机。不过《李朝实录》中的下面几段记载似乎可以为上述看法提供间接的证据：^[1]

（1）上引见大臣备堂。左议政韩翼謩奏曰：“我国汉音，一从《洪武正韵》厘正矣。年来以俗音改刊，以讹传讹。请以本音讲习，傍录俗音，以备参考。”领议政金致仁曰：“俗音改刊，即洪启禧所陈请，而今虽以俗音讲习，亦令参看正音，似好矣。”上曰：“以顺便之道为之。”（英祖[卷110]44年[1768，乾隆33年]4月 24日[辛巳]）

（2）召见回还冬至正使黄仁点、副使洪检。检启言：“臣于今行往来所经路站及留馆时，闻译舌与彼人酬酢之语，则相反于《洪武正韵》者居多。问其故，则年前启禧赴燕时，采归关东商胡行货之俗语，作为正本，旧板则阁而不用，译院生徒，皆以新音试取，甚至文臣殿讲，一例用此云。假令彼人言语，一皆袭谬，若其册子刊行，宜取正音，况彼中搢绅朝贵及南方汉人专尚正音者乎？今此舍旧本而取新刊，殊不成说。下询大臣，俾为归正，似好。”命庙堂禀处。（正祖[卷9]4年[1780，乾隆45年]4月19日[丁卯]）

（3）召见回还谢恩正使洪乐性等，问燕中事情。乐性启：“彼我国通情，亶在于言语酬酢，而使臣初未谙汉语。所谓译官言语，不过商贾买卖间说话而已。若与朝官士人相接，则彼此多不能通话。使臣既如彼，译官又如此，诚非细虑。三十^[2]前，文官肄习汉语，非不申严，而近颇废弛。前辈名硕，多对象译辈以汉语酬酢，亦可见古人备不虞之深虑也。”命译院商确禀处。（正祖[卷17]8年[1784，乾隆49年]3月4日[己丑]）

第一条记载告诉我们，就在《新释》刊行后的第八年（1768），就有人指责它“以俗音改刊，以讹传讹”，要求英祖重视“本音/正音”，英祖答以“以顺便之道为之”，此话的意思不甚明白，不过应该是支持洪启禧的。^[3]后面两则材料更是直指《新释》所采为“关东商胡行货之俗语”“不过商贾买卖间说话而已”，这倒是跟洪启禧在《新释》序中所说的一致：“《老乞大》不知何时所创，而原其所录，亦甚草草，且久而变焉，则其不中用无怪矣。……余尝言不可不大家（加？）厘正，上可之。及庚辰，衔命赴燕，遂以命贱臣焉。时译士边宪在行，以善华语名，贱臣请专属于宪。及至燕馆，逐条改证，别其同异，务令适乎时、便于俗，……今此新释，以便于通话为主，故往往有旧用正音而今反从俗者，亦不得已也。”可见《新释》的修订是由“以善华语名”的译士边宪利用出使中国的机会在北京（“燕馆”）完成的，很可能经过中国人审定；编写的宗旨是“务令适乎时、便于俗”，“以便于通话为主”，也就是说，它所用的汉语是当时的地道口语，因此跟《老乞大谚解》本^[4]相比，改动的幅度非常大，比如开头的四句对话中，称呼词“大哥”改成“阿哥”，介词“从”改成“打”，时间词“如今”改成“这回儿”，而《重刊》又全部回改成《谚解》的用词。

表 1

那么，《新释》语言过于鄙俗是否就是《重刊》要修改它的唯一原因呢？通过全面比较两本的异同，我们发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下面我们先梳理《重刊》对《新释》的修改情况，然后试着分析修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