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
辛卯，辽东千户王得名、百户王迷失帖等奉敕书至，上以冕服率群臣迎于西郊，至阙开读：“皇帝敕谕东宁卫漫散官员军民人等：‘太祖皇帝开设东宁卫，好生赡养你每。后来建文苦得你每没奈何，漫散出去。如今天下太平了，我只遵着太祖皇帝的法度赡养你每，都回来东宁卫里来住，官仍旧做官，军仍旧做军，民仍旧做民。打围、种田、做生理，听从所便，休要害怕惊疑。若一向执迷，漫散不来，恐久后悔时迟了！故敕。’”
建文三年六月十二日，本府官将二次奏呈事理于奉天门题奏，奉圣旨：“恁都府便将文书与朝鲜国差来使臣赍回去，说与国王知道：但是这等逃去的人，着他那里挨究，都拿将出来，差人送与辽东都司，休要容留他。钦此。”
使臣黄俨等赍来宣谕圣旨内：永乐元年二月初八日奉天门早朝，宣谕圣旨：“建文手里多有逃散的人，也多有逃去别处的，有些走在你那里。你对他每说知道，回去对国王说，一介介都送将来。”同日，礼部尚书李至刚于本部说道：“上位有圣旨：‘但是朝鲜的事，印信、诰命、历日，恁礼部都摆布与他去。’外邦虽多，你朝鲜不比别处。君臣之间、父子之际，都一般有孝顺识理的孩儿，有五逆不孝不识理的孩儿。不识理的孩儿有不是处呵，不恠他。识理的孩儿九遍至心孝顺呵，一遍有些不是处，连那九遍的心都不见了。如今上位件件事都依效着太祖行，每日把那洪武二年、三年以来发去外邦的文书、外邦来的文书、太祖做的诗都每日看。你那里也将洪武二年、三年以来文书字（仔？）细看：几时的文书有好话，几时的文书有恠的话。恐怕因走去的小人儿有些不是处，把从前的孝顺都不见了。这件最是打紧的事。你把这旨意的话对国王说，休要撤了上位的厚恩。”（太宗5卷，3年[1403癸未/明永乐1年]）
此段所录为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的口谕圣旨和礼部尚书李至刚的话。
这些圣旨（包括少量大臣的话）大抵原本就是用白话记录的，这从上面所引的片段中可以得到证明。虽然是当时的大白话，但是今天读来有些地方已经不好懂了，所以吴晗先生的断句和标点时有欠妥处，韩国的电子版《朝鲜王朝实录》则问题更多。
对于以上这些白话资料，有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
第一，这些资料究竟是口语实录，还是经过“转写”或“翻译”？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这关系到这些资料的语言性质及其利用价值，是必须弄清楚的重要问题。这里我们着重就张全真（2005）提出的一些看法加以讨论。先引张文的相关论述于下：
根据《高丽史》中的记录，可以推断出白话圣旨源于高丽与元朝交往的传统。据《高丽史》记载，元朝给高丽朝廷的外交文书多采用白话圣旨。[13]明初，白话圣旨继续使用。从史籍中的记载分析，这些白话圣旨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明初为打消高丽的疑虑，派遣前元旧使出使高丽，这些使臣到高丽或朝鲜出使时，沿用前元传统，准备两份文件，一是公文形式的文言圣旨，一是转达皇帝口谕的白话圣旨。[14]二是探听意向的高丽使者或朝鲜使节到明出使，回国后习惯把文言圣旨及皇帝接见时谈话记录全部记录在案。高丽朝鲜使臣记录明帝话语的原因在于出使中国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探听大明皇帝的意向。所以除了领受皇帝的手诏之外，还要记录皇帝说的话[15]，复命时将记录的白话圣旨及受领的文言圣旨一起交给朝廷。由于高丽及朝鲜初期对元和明双重关系的复杂性，朝廷中一直有亲元派和亲明派。对明始终有戒心和猜疑甚至抵触，而文言圣旨中多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丽末鲜初国王们往往对使臣记录的皇帝的话语比文言的手诏更为重视。不过谈话记录类型的圣旨，由谁记录、怎么记录决定了这些文献的语言特点，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之一。
1．具有汉儿言语特点的白话圣旨
根据我们的研究，朝鲜文献中保留的明初白话圣旨并不一定反映当时皇帝或者明初统治者的口语。《高丽史》有些圣旨带有某些汉儿言语特点，时间为高丽与明朝交流初期，例如：
（洪武五年九月）壬戌张子温吴季南还，帝赐王药材，亲谕子温等曰：
前年恁国家为耽罗牧子的事，进将表文来呵，我寻思这耽罗的牧子系元朝达达人，本是牧养为业，别不会做庄家有。又兼积年生长耽罗乐土过活的人有，更这厮每从前杀了恁国家差去的尹宰相么道。（《高丽史》上848d）
这种圣旨的语言，出现“有”、“么道”等特点与《遇恩录》等记录的朱元璋的语言特点显然不符。大概是用汉儿言语转写而成，跟旧本《老乞大》中反映出的语言特点很像。虽然这段话是由朝鲜使臣自己翻译还是由明政府译官加工制作，还不太清楚，[16]但其中明显地反映了汉儿言语的特点，不能作为我们研究明初圣旨中白话特点的凭据。明初通行的白话与汉儿言语的差距之大在《实录》等文献中多有反映。虽然汉儿言语体的圣旨只是高丽与明交往初期的个别现象，但反映出了早期习惯用蒙式汉语的高丽及朝鲜官员们与明交往时一定的困难。朱元璋对高丽使节偰长寿抱怨说：“先番几个通事小厮每来，那里说的明白。你却是故家子孙，不比别个来的宰相每。你的言语我知道，我的言语你知道，以此说与你。你把我这意思对管事宰相每说大概。”（《高丽史》下939a）即使是以前高丽的旧臣，曾经是前元翰林的使臣言语也不能与大明皇帝直接沟通：朝鲜太祖五年，发生“言语不敬”官司后，前元及高丽旧臣李穑主动请求出使，“太祖遂以穑为贺正使”“以殿下为书状官”随行。“天子素闻穑名，引见。从容语曰：‘汝事元朝为翰林，应解汉语。’穑遽以汉语对曰：‘亲朝天子未晓其志。’[17]问曰：‘说甚么？’礼部官传奏之。穑久不入朝，语颇艰涩。天子笑曰：‘汝之汉语正似纳哈出。’[18]”（《太祖》卷九7b）这件事在尹根寿（1537—1616）《月汀集》中也有记载。[19]由此推断，明初高丽、朝鲜朝廷使用的是元代通行的汉语，这种汉语与明初的语言有很大的差距。[20]
所以交往初期，将明初通行的白话翻译成具有汉儿言语特点的文书也就不足为奇，研究中应该对这些文献中反映出的语言特点和其他文献区别对待。其实质是转写的白话圣旨。
2．应高丽朝要求而特制的明初通语体白话圣旨
了解到高丽要求的朱元璋为了更好沟通，允许高丽和朝鲜使者带回由朝廷记录的白话圣旨，并指出圣旨是他亲自做的。
今番开去的诏书呵，不曾着秀才每做，都我亲自做来的。到那里看，不曾移改恁风俗，自依恁那里行。（《高丽史》下929d）[21]
又，使臣带回的是由明一方记录整理的圣旨：
长寿奏：“大刚的圣意，臣不敢忘了，只怕仔细的话记不全，这个都是教道将去的圣旨，臣一发领一道录旨去。”圣旨：“我的言语，这里册儿上都写着有。”[22]（《高丽史》下939a）
在《高丽史》和《吏文》中同时收录的比较早期的“子弟入学书”的圣旨据《高丽史》载，第一次带回时路上遇难，是由后来的使节回到中书省，重新抄录带回的。[23]又据《遇恩录》中记载，朱元璋对大臣们是否忠实记录自己的语言非常在意，这可能也是洪武朝多白话圣旨的原因吧。[24]
言语官司引来朝鲜对汉语、吏文等学习的更加重视。随着通婚及沟通的增进，白话圣旨逐渐减少。建文朝及朝鲜定宗时间短，保留不多。永乐朝继续用白话圣旨形式，但从量上看远不如洪武朝多。永乐后期到宣德、正统年间，白话形式的圣旨逐渐减少，有时只是简单一句话，有时夹杂了大量文言。明初时表现出的明对高丽朝鲜行文迁就的潮流在短时间内即被朝鲜王朝自愿学习汉语吏文、行文习惯逐渐靠拢所代替。这种变化使得朝鲜文献中保留的白话圣旨逐渐减少，世宗实录中已数量不多，《吏文》中保留了一些。其他文献中永乐后的明代白话圣旨也比较少见。
明初的口语表现出去汉儿言语的倾向。白话圣旨虽然并不是百分之百反映当时皇帝或者明初统治者的口语，但无论是采用前面提到汉儿言语体或明初的通语口语体，落实到书面上，都是当时可以沟通的比较通用的官话变体。
张文对明初多用白话圣旨的历史渊源和原因的分析是中肯的，指出“有些圣旨带有某些汉儿言语特点”，“出现‘有’、‘么道’等特点与《遇恩录》等记录的朱元璋的语言特点显然不符”，“跟旧本《老乞大》中反映出的语言特点很像”，也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其实质是（用汉儿言语）转写的白话圣旨”“并不一定反映当时皇帝或者明初统治者的口语”，笔者却不敢苟同。我认为朝鲜文献中保存的这些白话圣旨都是明朝皇帝口语的直接记录，不存在用汉儿言语“转写”或“翻译”的问题。除了上面引用张文时已随文所作的一些说明外，这样说还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是“圣旨”的神圣性。诚如张文所说，“朱元璋对大臣们是否忠实记录自己的语言非常在意”，按照常理，皇帝的口谕是不允许被随便改动的。元朝皇帝的口头圣旨需要“翻译”成汉语（如元代白话碑），那是因为他们的原话是用蒙古语说的，而朱元璋和朱棣他们本来说的就是汉语，没有“转写”或“翻译”的必要。
二是这些资料中有许多可以证明其为口语实录的内证。比如“亲谕子温等曰”这样的提示语,“有我这说的话，恁去国王根底明白说到”“你是故家，我所以仔细和你说，你记著者；我的言语你记着，说到者”这样的叮嘱语[25]，这些记载明白地告诉我们，这就是对口语的真实记录。又比如其中记录了一些生动的口语语汇和音变现象，如果不是“实录”，是不可能做到如此逼真妙肖的：只想他是你士（土）人，我这里匙大椀小都知道，交仔细说与你|久后秀才每文书里不好看|如今恁那里既要这般，劈流扑剌做起来，自顾戴|今日也吊笔头，明日也吊笔头，一个来说一团（上声），有甚好处？|几年家却只管要臣属，叠叠的来缠（去声）|昨是[26]留下这些个人，若不留下呵，则道是我这里把截军官每见他许多财物，废了他性命|做买卖来的人每将不答紧[27]布、席来，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用热[28]多军马去守|恁这使臣每呵，我这里说的言语，到那里件件说不到，乍么[29]筭使臣！等等。其中对“团”和“缠”两个平声字一注“上声”，一注“去声”，不知为何人所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是口语中的实际读音，怕人误读，所以才特地注明。此外像“提防”“提备”写作“隄/堤”而不写成“提”，也是口语音的准确记录。还有一些词汇可能带有南方方言的色彩，如“我从二十四岁上，红军内住子三年”，这个“子”相当于北方话的“了”，是个南方方言词，至今仍活在吴语中，不可能为“汉儿言语”所具有。如果说这些资料曾经过“转写”，那为什么不把它改掉呢？这些白话资料中诸如此类的语言现象不少，值得专门研究，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30]
三是这些谈话中虽然有一些所谓的“汉儿言语”成分，如张文讨论过的俺、么道、阿的/兀的、V归/V给、了也、V了O也、NP根底VP、时态助词“来”、表原因的“上头”、句末“有”字等等，[31]但是并不多（集中在几篇，朱棣的口谕中已经不见），整体风格跟明初的其他口语文献如《刘仲璟遇恩录》《皇明诏令》《高皇帝御制文》等还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张文所说的“都是当时可以沟通的比较通用的官话变体”。如果说经过“转写”，那么哪些需要转写？怎么转写？实际操作起来恐怕都是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转写”，那为什么不把通篇都转写成像《高皇帝御制文集·谕西番东毕里等诏》的“汉儿言语”体，而只是做了一些零星的改动？改或不改的理由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释。
那么其中存在的那些“汉儿言语”成分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我认为这是明初口语受到“汉儿言语”影响的真实反映，并非人为“转写”所致。这就牵涉到下面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二，朱元璋为什么会说这种“汉儿言语”？元代的“汉儿言语”其通行地域究竟有多广？
20世纪50年代初，太田辰夫先生在《〈老乞大〉的语言》（1953）和《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1954）两篇文章中首次提出并讨论了“汉儿言语”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遂成为近代汉语研究的一个热点。[32]太田先生（1954/1991）认为“把‘汉儿言语’看作是广义的‘汉儿’间的共通语这样的看法比较合适”（第183页），“宋代可作为口语资料的有诗、词、话本、禅家及儒家的语录、诸宫调等，但最接近口语的，仍是这种‘汉儿’及其统治者的话语。这种情况说明，口语跟北朝时一样是由朴素主义的北方民族及其统治下的汉人正式使用的。这种口语即‘汉儿言语’，它在‘汉儿’中间使用，也在北方民族和‘汉儿’之间使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母语各异的北方民族中间它也被作为共同语，并且连极僻远的地方也可以通行。”（第198页）他又说：“元代的‘汉儿言语’明初似乎还保持着继续变化的余势。依据《元秘史》的总译或《老乞大》《朴通事》[33]以及方才举到的《正统临戎录》同一时期的同类文献[34]，可以窥见明初的态势。不久‘汉儿言语’消亡了，但其中一部分似乎变成普通话被继承下来。”（第205页）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明初的皇帝和官员们会用这种带有汉儿言语色彩的汉语来应对高丽、朝鲜的使者了：这应该就是当日外交场合使用的口语。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白话圣旨都是口语的实录，那么可以看出来朱元璋和朱棣他们说这种话是相当“溜”的，这可能有他们作为统治者的个人因素[35]，但是从官员们也说这种话来看，我们宁可相信这种“汉儿言语”体汉语在明初的朝廷中并非只有个别统治者能说，而是普遍使用的。[36]所以这些白话资料可以进一步证明这种“汉儿言语”明初确实仍在沿用，[37]而且范围可能不限于狭义的北方地区。[38]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这些白话圣旨跟《刘仲璟遇恩录》《皇明诏令》《高皇帝御制文》之类的文献中所记录的朱元璋的语言所存在的差异呢？我想可能的答案是，朱元璋他们同时会说两种话，在需要用“汉儿言语”的场合说“汉儿言语”[39]，在一般场合就只说他们的“纯汉语”（当然难免会带有方言的印记）。目前这还只是一种大胆的推测，尚需具体史料来证明。张文说“研究中应该对这些文献中反映出的语言特点和其他文献区别对待”，这无疑是对的，但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并非“将明初通行的白话翻译成具有汉儿言语特点的文书”。要之，我认为不宜因为这些文献中出现了一些“汉儿言语”体的语言现象就全面否定其作为明初口语资料的语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