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词汇的语体属性是其本质属性之一，古今中外任何语言概莫能外。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也有“语体词汇”问题。比如研究常用词新旧更替，在判断新词是否已经替换旧词的问题上，常常会因为所据材料不同而有不同看法，有时分歧还很大。其实如果从语体词汇的角度去做分析，即在区分新词和旧词出现的语体环境的前提下来讨论新旧词替换的问题，往往就能迎刃而解。这是题外话，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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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本文初稿曾在“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工作坊”（2013.7.6.—7./日本琉球大学）上宣读，承蒙竹越孝和远藤光晓两位先生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会后竹越孝先生还发来相关论文供笔者参考，远藤光晓先生则赐函就方言问题发表了看法。友生胡波博士协助查找资料并就初稿提出过宝贵意见。冯胜利先生看过初稿后与笔者多次通信讨论相关问题，在热情鼓励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灼见。2013年10月9日晚上同门学术沙龙讨论过本文的修改稿，与会师生也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对于以上各位的帮助，笔者深表感谢。
（原载《长江学术》2014年第1期，又收入远藤光晓、石崎博志主编《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
【注释】
[1]吕叔湘（1944）、唐松波（1961）和朱德熙（1987）都是早期论述语体问题的重要文献，不过这个问题形成研究热点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2]吕叔湘先生（1944）称为“口语”和“笔语”。
[3]“俗常体、正式体、庄典体”的名称取自冯胜利（2012）。
[4]胡明扬（1987：30）列举了一些北京话和普通话不同的常用语汇的例子，可以参看。
[5]其中8又是1中的最典型成员。
[6]大的范围大致不出唐松波（1961：15）所说的“交际的对象、交际的目的以及具体的内容”三个方面。
[7]张伯江（2007：2）说：“我们想指出的是，任何一段现实的语言材料，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其语体特征，也就是说，都是不同特征交汇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简单化的认识，也许都会导致我们迷失了我们使用这种语言材料时候的原本目的。”
[8]下划线为引者所加。下同。
[9]如俞敏（1992）等。
[10]参看陶红印（1999：17）等。
[11]可参看李绍林（1994）的相关论述。
[12]李如龙（2007）甚至认为“口语词和书面语词不仅是语体、语用的差异，而且是汉语词汇的两大造词系统的差异”，强调应该分别进行研究。
[13]比如吕叔湘《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国文杂志》3卷5、6期合刊，1946年）举过两对例子：怂恿—撺掇，症结—病根。
[14]引者按：指第一讲的题目“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些问题”。
[15]这是江蓝生先生给起的名称，参看江蓝生《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
[16]干野真一（2013：138—139）对《小额》《北京》《离婚》三部北京话小说中“跟”“和”“同”三个词的用法做过统计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17]陶红印、刘娅琼（2010a）对相关研究的介绍和他们自己的调查大体都支持这一结论。
[18]或者仍用文言词“勿”。感谢史文磊博士提醒这一点。
[19]1996年出版的第三版《现代汉语词典》取消了1983年版的〈口〉标注，据编者的说明，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二版所标的原是北京口语，这些词语有“不少也见于书面文字，不只限于口语了”，一是“有些词使用范围也不好确定”。（韩敬体《〈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概述》，《辞书研究》1997年第1期）就反映了这种困难。参看李如龙（2007）。但是取消并不是办法，所以后来又恢复了。
[20]参看张伯江（2007）的介绍。
[21]承蒙远藤光晓教授告诉我这一信息并赠送我一部《岩波中国语辞典》，笔者深表感谢。
[22]见《序说》16页。在辞典里，每个义项的词性后面用上标或下标数字表示，0级则不标。
[23]原文用日语释义，这里翻译成汉语。承博士生今村圭君帮助翻译，谨致谢忱。
[24]大约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曾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介绍这部辞典的文章，当时觉得很有意思，所以留有印象。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记忆已经十分模糊，连最关键的一些信息也记不清了，此次为了写作本文，委托友生铃木史己君在日本帮我查找这样的辞典，怎么也查不到。直到远藤光晓教授告诉我这一信息，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当年引起我兴趣的那部辞典啊！
[25]见《序说》16页。他在《后记》中说，关于词的分级的工作，他先是得到泽山晴三郎君的帮助，后来把一切都交付给（时任东京大学讲师的中国人）黎波先生来做。
[26]《岩波中国语辞典》的收词，以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为主干，加上老舍作品、《国语辞典》、1958年出版的《汉语拼音词汇》中的词汇和黎波先生提供的未见辞书收录过的口语词汇，这跟《现代汉语词典》也有所不同。
[27]李如龙先生（2007）强调了研究口语词汇的重要性，自有其道理，读者可以参看。
[28]参看冯胜利（2006：前言，3—4）。
[29]胡明扬（1987：24）说：“从五十年代在全国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以来，汉语的口语语汇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语汇大大地丰富了。这些新语汇百分之九十九并不是来自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而主要来自书面语。”另可参看唐松波（1961：18—19）、陈平原（2013：1—13）等。
[30]冯胜利（2011b）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读者可以参看。
[31]胡明扬（1993）说：“现代汉语书面语远远不是一种高度规范化的书面语，不规范的现象随处可见。现代汉语书面语也不是一种在一个单一的方言点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而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因而就其组成成分而言十分驳杂，既有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口语成分，又有欧化的书面语成分，既有传统的和仿古的文言成分，又有各种方言成分。现代汉语书面语就是这样一些不同语体的成分，甚至可以说是不同语言系统的成分糅合而成的。”
[32]见《国语周刊》一二○期。这里是节引。
[33]G.R.是“国语罗马字”的缩写。
[34]当然，赵元任先生他们提倡写这样的白话文是出于用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写出来的文章能“听懂”而不是“看懂”的目的。虽然还是有人坚持写这样的大白话，包括学术论文（比如俞敏先生），但毕竟是少数。
[35]冯胜利先生说（私人通信）：吾兄的书面正式语体“源于口语，高于口语”的说法高妙之极，因为不高于口语，就和口语拉不开距离，所以“高于”是必然的。
[36]冯胜利先生说（私人通信）：“可是后来这些‘不要的’都没有‘死’，为什么？弟以为是‘正式体’的需要和作用！”冯先生所论完全正确，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各有各的用处。
[37]“日源词”是我杜撰的一个名词，一般称为“日语来源的汉语外来词”或“日语来源的汉字词”，就是连形带义（不管音）从日语借入的汉字词。
[38]参看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1984）。
[39]如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1984），［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1997），香港中国语文学会（2001），黄河清编著、姚德怀审定（2010），等等。
[40]另可参看李雪敏《现代汉语中的日源词新探—以“当然”、“可能”、“普通”为例》，浙江大学2011届本科毕业论文。
[41]该书2013年重印本已经做了修改，请读者留意。
[42]语义上有的并不完全等值，会有细微的差异。
[43]冯胜利（2011b：33）曾说：“双音节的动词是正式体的‘原料’。”参看冯胜利（2006：100—101）。
[44]“盐”口语和书面语兼用，“食盐”则是书面语词。口语也有双音形式“盐巴”“咸盐”，是方言词。
[45]崔希亮（2013：42）已经论及“聆听”一词在海峡两岸的用法差异，可以参看。
[46]《汉语大词典》“垂听”条释作“俯听；倾听”。《现代汉语词典》未收“垂听”，但是“垂”字的第二个义项是：“〈书〉敬辞，用于别人（多指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行动：～念|～询|～问。”
[47]《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容易让人误认为“聆听”就是“听”的书面语说法，欠妥。相比之下，“百度百科”的释义更准确可取：“集中精力认真地听。指虔诚而认真地听取，带有尊敬的色彩，因此一般表示下级听取上级的意见、报告等。”
[48]有些方言有这样的双音词，如“听闻”（崇明、莆田），“听聆”（建瓯）。
[49]这类现象在现代汉语中相当普遍地存在，比如人、手、水、去、说、吹、轻、香、臭、大、小、近、松、紧、早、晚等等单音基本词都没有严格对应的双音形式。冯胜利先生指出（私人通信）：弟以为我们就此可以创造一个“语体缺位”的概念：不仅中性语体的词有缺位，其他语体，如正式体也有缺位，如兄之所举“眼—眼睛、学—学习、多—众多”皆因缺位而长生。因此，“缺位”是新词产生的原动力！语体错位：文学艺术；语体缺位：新词产生。
[50]作者是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理事会主席姚德怀先生。
[51]此外邗上蒙人《风月梦》中有6见，不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