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研究方法
词汇史和训诂学的研究方法有一些是共同的，比如最基本的方法都是文献考据法；但是也有不同之处，词汇史更强调宏观的视野、历史的观念和系统的方法。下面试以“闻”的词义为例略作申说。[10]
“闻”的词义问题曾经引起很多学者的讨论，但是意见很不一致。一般认为，“闻”的最初意义是指“听到声音”，后来转指“闻到气味”。张永言先生（1962/2015）则认为：“‘闻’的意义本来是‘感知（声音、气味），（声音、气味）为……所感知’，引申为‘（声音、气味）传播或扩散（到）’；往后词义专化为‘感知（气味）’，相当于今语‘闻到，嗅到’，最后演变为现代口语的‘（用鼻子）嗅’一义。”但是有些学者始终不承认“闻”的最初意义是兼指“听到声音”和“闻到气味”，认为张先生所举的《尚书·酒诰》“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一例中的“闻”不是指“闻到气味”，而是由听觉义转用为知道的意义，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让上帝知道”的意思。那么究竟哪一种解释符合语言事实呢？我们认同张永言先生的看法—“‘闻’的意义最初是兼包听觉和嗅觉两方面”，“在近代以前‘闻’的听觉义和嗅觉义的关系乃是共时的交替而非历时的演变”，[11]理由有三点：
首先，这种现象在人类语言中具有一定的共性。张先生引用房德里耶斯在《语言》中的论断“感官活动的名称也是容易移动的。表示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的词常常彼此替代着用”来证明这一点，认为“这种现象也就是心理学和语言学上所说的‘感觉挪移’或‘通感’（synaesthesia），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看来古汉语动词‘闻’在这方面与《语言》中提到的希腊语、韦尔斯语和爱尔兰语（特别是希腊语）的情形正相一致”。我们可以给张先生补充的是，非洲的多数语言也不分“to hear”和“to smell”（Gerrit J. Dimmendaal 2001：387）。
其次，在汉语内部就可以找到内证。因为这种现象不仅上古汉语存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同样存在，比如北京平谷，山东牟平、乳山、荣成，河北香河、昌黎、丰润、唐海，安徽休宁、太湖，江西瑞金，湖南邵东、邵阳县、邵阳市、新宁、泸溪（乡话、湘语）和粤语勾漏片等，“用鼻子闻”和“用耳朵听”都说“听”，而且这些方言点（片）呈零散分布，可见是各地独立产生的。这说明在汉语中“用耳朵听（到）”和“用鼻子闻（到）”用同一个词表达的现象并不鲜见。
最后，从人类接受信息的途径来看，视觉是最重要的渠道，其次是听觉，嗅觉所占的比重则极小。调查文献可知，在实际语用中，说到“听—闻（听到）”的概率要远高于“嗅—闻（嗅到）”，所以上古和中古典籍中绝大多数的“闻”都是指“听到”，当“嗅到”讲的只是偶见，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们不能因为上古早期“闻”当“闻到气味”讲的例子少而否定这一意义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带先入之见，那么除了张先生所引的《尚书·酒诰》一例外，《尚书·吕刑》“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中的“闻”也可以理解为“嗅到”（洪成玉即如此理解）。至于《韩非子》中已有表嗅觉义的“闻”，且不止一见，则是大家公认的，如：共王驾而自往，入其幄中，闻酒臭而还。（《十过》，又《饰邪》）王谓夫人曰：“新人见寡人常掩鼻，何也？”对曰：“不知也。”王强问之，对曰：“顷尝言恶闻王臭。”王怒曰：“劓之！”（《内储说下》）
通过上述的论证，我们对“闻”的最初意义的认识，应该比仅仅依靠传统训诂学方法所得到的要深刻准确。
以上论证词汇史和训诂学的区别，绝无贬低训诂学之意，只是想说明两者性质和目标不同，功能各异，谁也代替不了谁。事实上笔者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就是训诂学，这也是我近三十年来始终致力的一个领域，已经发表论文30余篇，至今兴趣不减，只要有合适的题目，还是会撰写一些词语考释类论文。[12]
可见只有用语言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上的语言现象，才能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当代性，也才能逐步建立起科学的汉语词汇史。
参考文献
范常喜 2006 《“卵”和“蛋”的历时替换》，《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3—203页。
李 荣 1987 《文字问题》，商务印书馆。
李维琦 1993 《佛经释词》，岳麓书社。
刘君敬 2011 《唐以后俗语词用字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
汪维辉 2000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汪维辉 2007a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88—94页。
汪维辉 2007b 《汉语词汇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汪维辉 2011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汪维辉卷》，上海教育出版社。
汪维辉 2012 《说“住”的“站立”义》，《圆融内外 综贯梵唐—第五届汉文佛典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程邦雄、尉迟治平主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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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辉 ［日］秋谷裕幸 2014 《汉语“闻/嗅”义词的现状与历史》，《语言暨语言学》（Language and Linguistics）第15卷第5期（7月15日），699—732页。
汪维辉 2014 《说“日”“月”》，《中国语言学报》第十六期，商务印书馆，73—96页。
王学奇 1984 《释“弹”》，《中国语文》第5期，392—393页。
邢福义 2014 《汉语事实在论证中的有效描述》，《语文研究》第4期，1—5页。
许政扬 1979 《宋元小说戏曲语释（续）》，《南开大学学报》第1期，47—56页。
颜洽茂 2003 《说“逸义”》，《古汉语研究》第4期，69—76页。
张永言 1962 《再谈“闻”的词义》，《中国语文》第5期，229页；收入《语文学论集》（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张永言 汪维辉 1995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第6期，401—413页。
Dimmendaal, Gerrit J. 2001. Areal diffusion versus genetic inheritance: an African perspective,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ed. by Alexandra Aikhenvald and R.M.W. Dixon, 358-39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附记】本文初稿曾在“《语言科学》十周年庆典”（2012年11月·徐州师范大学）分组会上报告，得到与会专家的指教，谨致谢忱。此次发表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增补。
（原载《文献语言学》第一辑，中华书局2015年11月）
【注释】
[1]参看汪维辉《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
[2]参看刘君敬博士论文“蛋”节。
[3]范文附注①：“本文所用语料大多采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汉籍电子文献库’，个别未收文献采自《四库全书》电子检索版。”笔者声明一点：在同类文章中，这篇文章还是写得不错的，问题并不算太多，之所以选择此文来讨论，是因为笔者正好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4]其实学者们对这一事实早已做出过正确的论述。许政扬《宋元小说戏曲语释（续）》“弹”条指出：明代以后，“蛋”字渐渐流行，代替了“弹”字。王学奇《释“弹”》指出宋元时期以“弹”指禽卵。李荣《文字问题》也指出：“鸡蛋的蛋本作弹。”（34页）
[5]范文所引明王世贞《宛委余编》的解释其实是正确的：“通海内名鸟卵曰弹，何也？案此当作弹丸之弹，因其形似而名之。”不过案语实际上是清胡鸣玉《订讹杂录》所加的，并非王世贞的话。参看刘君敬（2011）。
[6]虽然“鴠”字《说文》已收，释作“渴鴠也”，即寒号鸟，但是元明时期表示“蛋”的俗字“鴠”未必跟它有关系，很可能是民间新造的一个形声字。
[7]关于语言事实的重要性，可参看邢福义《汉语事实在论证中的有效描述》一文。
[8]参看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4—5页。
[9]详细的论述请参看汪维辉（2012），这里只是撮述该文的要点。
[10]详细的论述请参看汪维辉、秋谷裕幸（2014），这里只是撮述该文的相关部分。
[11]实际上张舜徽和洪成玉也持类似的看法。
[12]读者可参看《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汪维辉卷》卷首“作者学术简历”的结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