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清时期“官话”的记载
汉语自古方言分歧，朝鲜人要学习的是标准汉语，也就是朝廷使用而且能通行全国的“官话”。《李朝实录》中对汉语的称呼有：汉语（322见），华语（86见），汉音[40]（38见），官话（3见）；还有“汉儿话”和“汉人言语”，均仅2见，出现在明初；今天韩国称汉语为“中国语”，《李朝实录》中仅2见，可见这个称呼并非朝鲜对汉语的习惯叫法，有可能是从日语借入的。《李朝实录》中没有“汉儿言语”，但是更早的《高丽史》中却有（见上面第3段引文）。下面酌引《李朝实录》中几段相关的记载：
宣谕圣旨曰：朝鲜国王，我上出气力。洪武二十一年，你小国军马到鸭绿江，起将来打这中国。那时节，李（讳）一发回去。如今得了王，高丽国改号朝鲜，自然天道。朝鲜国王至诚，如今两国之间，秀才每戏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那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慢不得日头。你那里使臣再来时，汉儿话省的着他来，一发不省的不要来。我这里孙儿，朝鲜国王孙儿做亲肯的时节，着他汉儿话省得宰相来。我这里说归他。先来的四个秀才里头权近看的老实，放回去。这话朝鲜国王说与他。那三个新来的一个饶不得。你这几个都回去，留下的四个行力，一发都将去。（太祖11卷，6年[1397 丁丑/明洪武30年]3月8日）
奉圣旨：今后差使臣来时，要通汉人言语的来，不通汉人言语的不许来。（同上）
柳灏赍进启本，虽曹庶所写，只依旧本字样写进，未知近年有合回避字样，以致差误，岂敢故安讥侮字样！郭海龙专不识字，粗习华语，俾押送曹庶去。某岂敢教他打听？某若有此，天地鬼神，岂肯容之？招里指攀尹须、尹珪、孔俯三人，都不通中国语音，虽会写字，又不深知文义，并不曾管写启本，只是同在一衙行，以此指他。（太祖14卷，7年[1398戊寅/明洪武31年]6月3日）
流前军资监曹士德于春州。初，判汉城府事李行，以计禀使入朝，还传宣谕曰：“童猛哥帖木宜发赴京。”朝议未决。既而闻猛哥帖木已自赴京，乃急遣李玄，及猛哥帖木未至，径奏之。礼部官曰：“宣谕之旨，本不如此。”乃以录本示之[41]，移咨本国曰：“李行误传圣旨矣。”宪府劾问行，行曰：“吾不晓华语，惟凭舌人耳。其时日录具在，可考也。”又劾曹士德，士德曰：“与李行面奉宣谕，非误也。”宪府启：“士德诬妄讹传，李行不质诸礼部，偏信士德之言。乞治其罪。”上以行凭舌人之言，只流士德。（太宗11卷，6年[1406丙戌/明永乐4年]1月28日）
置文官训导于司译院。政府启：“司译院学生，唯传习汉音，若义理则全不通晓。自今以文臣为训导官，兼用本国语音教训义理。”从之。（太宗25卷，13年[1413癸巳/明永乐11年]6月8日）
迎接使报：“使臣言：‘致祭时祭文，令知汉音者高声开读。’……”（世宗8卷，2年[1420庚子/明永乐18年]4月6日）
戊子，流吕义孙于珍岛。义孙至日本，适大明使臣至，义孙译者黄奇，能通华语及日本语，乃为明使夺去。……（太宗11卷，6年[1406丙戌/明永乐4年]2月27日）
头目葛贵见《直解小学》，曰：“反（翻）译甚好，而间有古语，不合时用，且不是官话[42]，无人认听。右《小学》一件，送副使处，令我改正，则我当赍还燕京，质问以送。”上命右承旨成俔赍《直解小学》一件，赠副使。（成宗158卷，14年[1483癸卯/明成化19年]9月29日）
乃欲用上威下灵之丽舟，难以不通官话之丽民，是未战而胜败已决于堂上矣。（宣祖98卷，31年[1598戊戌/明万历26年]3月 27日）
颁铸字所印《老乞大》、《朴通事》于承文院、司译院。此二书，译中国语之书也。（世宗64卷，16年[1434甲寅/明宣德9年]6月21日）
都承旨玄硕圭启曰：“知经筵事姜希孟言：‘《大学辑释》《语录》，乃中国语也，殿下览之亦好’，请无遗进讲何如？”从之。（成宗72卷，7年[1476丙申/明成化12年]10月9日）
《李朝实录》中的这些记载反映了对“汉语”称呼的历史变迁。太田辰夫先生（1954/1991：181—182）指出：“朝鲜很早以来作为会话教科书使用的《老乞大》[43]中可见到‘汉儿言语’这个词，即：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奎章阁丛书第9，页3）……这种‘汉儿言语’谚解中作‘汉语’，又据小仓博士指出，《老乞大》的改订版《老乞大新释》（1761）及《重刊老乞大》（1795）改作‘官话’。（《增订朝鲜语学史》）”对汉语的称呼确实有一个从“汉儿言语”[44]到“汉语”再到“官话”的变化过程，大致说来，元代和明初用“汉儿言语”，明代中后期主要用“汉语”，清代以后普遍使用“官话”[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