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方法
太田先生的研究方法看起来是朴实无华的,主要是运用“考据法”。我体会其中的方法论精髓有如下几点:一是上文提到的对语料进行严格的鉴别;二是注重区分口语和文语(书面语);三是把握语法的系统性;四是对问题刨根究底。
太田先生的语言观(包括语言史观)是很先进甚至超前的。佐藤晴彦(2012)说:“太田先生最喜欢的是北京话。”太田先生心中的汉语语法史其实就是汉语标准语的口语语法史,这一研究旨趣跟中国卓越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吕叔湘、王力、朱德熙等是完全一致的。他的论著中随处可见对口语和文语的精确区分。这是因为中国历代(包括现代)的文献几乎都是文白混杂的,不区分口语和文语,根本无法研究汉语语法的发展历史。《文法·跋》发过这样的感慨:“根据以上所说,也可以知道处理中国古代文献是极为困难的。”这真是经验之谈!《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举有许多“趣味极深的具体例子”(《通考》第191页原话),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祖堂集〉语法概说》一文在讨论人称代词的复数问题时,列举了“我等,我辈,吾辈,你等”后说:“‘等’、‘辈’似乎稍有文言味儿,之所以不用在第三人称之后,恐是因为前举‘他’、‘渠’、‘伊’都是口语词,不把它们混杂在一起之故。由此来看,可以推测,口语中复数形式尚未成立。”这样的分析堪称鞭辟入里。可惜在中国至今还有人不明白这一道理,在研究中不注意区分口语和书面语。[10]
关于语法的系统性,可以举个小例子。《文法》第99页说:“有些人把‘其’说成是领格的,但这不过是一种权宜的说法。因为语法是一个体系,只要不认为格构成汉语语法体系中的一部分,就不应该允许这种权宜的说法。”太田先生研究语法史,总是跟词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他的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色。《文法》一书以“词论”为纲,把相关的句法问题都纳入其中,可谓体大思精,系统严整。
太田先生对问题喜欢刨根究底。佐藤晴彦(2012)说,太田先生写作《文法》的最初动因来源于他高中时期学习现代汉语时的一个疑问—为什么相当于日语nani、英语what的词,在古代汉语是“何”,到了现代汉语却变成了“什么”?这种质疑问难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成就了他的学问。对于认真研究之后仍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却从不强作解人,而是虚心阙疑。
图表设计简明巧妙,充满睿智,也是太田先生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色,细细玩味这些图表,每每令人击节叹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