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材料

汉语史研究必须以丰富而又可靠的文献语料作为基础。太田先生使用语料有两个特点，一是征引宏富，二是别择精审。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太田先生引用的材料上自先秦，下至现代，无比丰富。蒋绍愚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中介绍过三个书目，其中就有《文法》所附《引用书目》。^[5]在没有电子语料库的时代，靠阅读和做卡片能占有如此浩博的资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恐怕只有靠过人的勤奋，佐藤晴彦（2012）对此有生动的记述。

太田先生大力倡导科学地鉴别和运用语料，这是他对汉语史研究的一大贡献。除了在具体研究中始终践行这一精神之外，集中论述的经典名文就是《文法·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文章开宗明义：“在语言的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选择。资料选择得怎样，对研究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句名言已经被中国同行奉为圭臬。他提出的区分“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的观念也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和引用。《文法》中译本面世以后，凡是考辨资料可靠性的文章，鲜有不引述太田先生这篇跋文的。但是在中国的汉语史学界，语料运用不当的问题始终存在，而且近年来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只要翻看一下近些年的《中国语文》等刊物就可以明白。^[6]原因大概是不少年轻的汉语史研究者没有读过这篇跋文，可见很有继续普及的必要。太田先生关于语料鉴别的经典论述永远都不会过时。他的论著中还不时可见对古书字句的精彩校勘（如《文法》第330页等），令人服膺。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收入《通考》的《唐代文法试探》和《宋代语法试探》两篇文章为如何选择可靠的资料来探明语言真相树立了典范。太田先生的做法是：先把资料分为“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然后依据同时资料抽取若干语法成分，确定它们在当时的有无、写法（他称为“标写形式”）和用法，再用它们作为鉴别标准，来检测各种文献的可靠程度。这无疑是十分科学和严谨的方法，由此得出的结论极富启发性。《“甚麽”考》更是一篇绝妙的考据文章，把“甚麽”的十几种写法以及它们的语音演变过程梳理得清清楚楚。（见《通考》第101页）在《通考》中，他多次强调宋元的白话资料几乎全部是经过明代整理、修改的，作为宋元的语言资料使用是有问题的。（见《中译本序》和第3页，另可参看第152—153页等）这一论断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太田先生善于发掘和利用一般人不太注意的汉语史研究资料，诸如《祖堂集》《燕山丛录》《小额》《升官图》《北京》等白话文献都是经由太田先生的介绍和研究才为中国同行所了解的。他特别钟爱《祖堂集》，^[7]曾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此书是系统了解早期白话的唯一的资料。”（《通考》105页）他的《〈祖堂集〉语法概说》一文（《通考》106—152页）分析详尽细密，是专书语法研究的典范之作。

太田先生运用材料善于取精用宏，引入论著的例证都经过精心挑选，例子俯拾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