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脖〉的来源
“脖子”的〈脖〉在元代突然大量见诸文献，关于它的来源人们有种种推测。
郑张尚芳（2003）认为：
“脖子”的“脖”古指“脐”，跟“颈”全无关系，元代才借来表“颈”。这个词是从“襮”来的。《说文》：“襮，黼领也”，段注：“领者颈项也，因以为衣在颈之号。”“领”从“颈”转指“衣领”和“襮”从“衣领”转指“颈”，是同类变化，所以“脖颈”的“脖”原来不收-t而应收-k。《老乞大》“脖”从页，注音bbuʔ，俗bo，说明元明还有入声读法。
对于郑张先生的这一看法，盛益民（2010）已经提出两点商榷：一是汉语文献中“襮”表示“衣领”并不多见，更是完全没有表示“脖子”的例子；二是“襮”是一个高度书面化的词，跟口语词“脖”存在语体差异。我们认为盛说有理，这里不再讨论。
黄树先（2012b：234）认为：
表示颈脖子的“脖”来自表示肩甲的“髆”字。同部位的字，在语义的转换上是很容易的。[32]
应该说这种来源存在可能性，但是目前没有有效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
盛益民（2010）则认为“脖”“是来源于突厥语的语素”，他提出了三点理由：
（1）“脖子”义的“脖”在汉语方言中语音纷繁复杂，与中古没韵字没有关系，也看不出一个明确的来源。（2）“脖子”义位词作为身体部位词，是语言中的核心词，也是高频词。但“脖子”义的“脖”在元代之前一例未见，到元代仅《全元曲》就突然出现了47例。汪峰[33]、王士元在比较了语义创新的扩散和借用的扩散后得出一条判别借用的原则：“如果竞争的形式突然出现，而不是通过语义演变转化而来，就很可能源自借用。”“脖”的产生是爆发式的，同时它的产生也不能从语义演变上得到解释，这很能说明“脖”是外语言的语素。（3）在元代有“脖”“膊”的不同写法，似乎也能说明该语素刚进入汉语时字形不统一的语言事实。
盛文为探索〈脖〉的来源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但证据显得不足。汉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音义无考的基本词，它们的来源一般都很难说明。在基本词的历时替换中，新词“爆发式”产生的现象并非鲜见，根据我们以往的研究，这类新词一般都来自汉语方言。[34]“脖”的产生“不能从语义演变上得到解释”并不能作为它是“外语言的语素”的有效证据，因为来自方言的新词也是如此，它们一般都是“旧词的方言同义词”，“它们跟旧词往往在某一义位上一开始就是等义关系”，这同“新词是由其他词引申而来的一个新义”的情况完全不同。（参看汪维辉2000：400—401）[35]至于在元代该词有不同的写法，也不能“说明该语素刚进入汉语时字形不统一的语言事实”，因为这在口语词进入书面语的初期阶段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例子不胜枚举。（参看刘君敬2011）总之，盛文列举的三条理由还不足以证成“脖”一定来自外语而不可能来自方言；更何况，作者列出的突厥语族语言表示“脖子”义的词跟汉语的“脖”在语音上并不严格对应—bojun/bojən/bojin—作者认为“汉语‘脖’正是对应了突厥语的bo音节”，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把后半部分丢掉了。[36]在“余论”部分，作者解释为什么早期多采用“脖X”的双音形式时说：“因为突厥语的boyïn 是双音节形式，而当时二等字‘颈’‘项’可能已经发生了颚化，且‘颈’‘项’的韵尾都是鼻音，也可以和后一个音节yïn 对应，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脖颈’‘脖项’的产生。”事实上，〈脖〉早期见于文献的例子几乎都是“脖[37]项”，而没有“脖颈”[38]：据方云云（2010）统计，“脖”在《元刊杂剧三十种》《元典章·刑部》和《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卷》中一共出现10例，除1例“
子”外，其余9例全都是“脖项”；刘君敬（2011）引了5条早期用例，除1例“膊子”外，其余也都是“膊（
）项”。如果说“颈”和yïn还勉强能对应，那么“项”跟yïn除了“韵尾都是鼻音”外，主元音怎么对应呢？另外，在今天的大官话区，晋语也说“脖”，这似乎也暗示这个词不大可能来自外语，因为晋语的词汇是相对保守的。盛文认为：“汉语没有从突厥语借‘脖’语素的需要，我们认为‘脖’语素是突厥民族的一个底层词。从隋唐五代到宋这段时间，有大量的突厥人融入汉族并改操汉语，‘脖’作为底层成分正是在这段时间进入汉语的。”这倒是不无可能的，可以进一步探讨。
方云云（2007）推测“‘脖’是个北方方言词”，理由有四：（1）元代以后标准语由南系官话开始向北系官话转变；（2）“脖”多在北方文献中出现；（3）元杂剧中的作者主要是北方人，作品也是反映北方话；（4）现代汉语方言中北方官话区普遍用“脖”，而在南方官话区则另用它词。
王毅力、徐曼曼（2009）则认为：
据现有材料，元代表“颈”义的“脖”最早见于元曲和《元典章》，未见于其他同时期文献，据此可以推测“脖”是当时元大都（今北京）方言词。
〈脖〉毫无疑问是一个北方方言词，至于最初具体是哪个地方的词，则不易断定，王、徐（2009）的推测恐怕过于坐实了。我们推测，它有可能在宋辽金时代就已经通行于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了，只是少有机会进入文献。〈脖〉始见于文献的年代可能比一般所认为的元代更早，刘君敬（2011）引了下面这条材料：
《金史》“昌州宝山县北五百余里，有日月山。大定二年改名抹白山……”云云。【按】抹白者，汉语刎脖二字。本奚地，故金人更名为厌胜计。（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日月山”，清胡玉缙抄本，29页下）[39]
如果李文田的解释可信[40]，那么〈脖〉在文献中出现的年代可以上推到12世纪中叶（金大定二年为公元1162年，大定二十年则是1180年），比元代的用例早一百多年，字写作“白”，显然是个记音字[41]。
明代刊刻的两种话本小说中有如下两例值得提出来特别讨论：
（10）那汉见那妇人叫将起来，却荒就把只手去克着
项，指望坏他性命。（《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8页下）[42]
（11）看那从嫁锦儿时，脊背后披着一带头发，一双眼插将上去，胈项上血污着。（《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8页下—9页上）[43]
前一例的故事发生在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后一例则是南宋绍兴十年发生在行在临安府（今杭州）。需要讨论的是这两个例子的语言年代。
《清平山堂话本》包括短篇话本小说27篇（含5个残篇）[44]，实则为散佚多年的《六十家小说》，清平山堂是明代嘉靖时钱塘人洪楩的斋名[45]。其中的《简帖和尚》一篇，一般认为是宋人话本[46]，但也有学者认为是元代人的作品[47]。从故事内容、行文风格和语言习惯来看，我觉得收在《清平山堂话本》里的《简帖和尚》虽然不可能完全保存南宋话本的原貌，但相去不会太远[48]。
至于《京本通俗小说》，据刊印者缪荃孙说“的是影元人写本”，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此话并不可信，此书很可能是从《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中抽出来的伪造品，甚至有人认为作伪的就是缪荃孙。[49]但是也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比如那宗训（1985：36）经过深入研究后断言：《京本通俗小说》“并非现代人的伪造品，必定出现在冯梦龙的三言以前。冯氏编辑三言的时候，把京本的一些篇小说收在三言之中”，“三言中，与京本相同的部分，是从京本钞录下来”，而不是京本钞三言。[50]他的论证很有说服力，我认为在几乎一边倒的“伪书”说声浪中，那氏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京本通俗小说》虽然不可能是“影元人写本”，[51]但是刻于《三言》之前的看法是有充分证据的。[52]
上引两例都称“胈项”，且字均作“胈”，[53]犹存前代之旧，[54]可见这两个明代刻本都是有所据的，鲁迅说“似宋人话本当时留存尚多”，颇合情理。例（10）《古今小说》录作“脖”，则是冯梦龙把它改成了明代的通行字体。[55]因此，这两个“胈项”很可能是记录的宋代口语，例（11）应该是南宋的临安话，而这个词是宋室南渡时从汴京一带的方言中带过来的。[56]遗憾的是，这个词没有保留到今天的杭州话里。[57]
综合以上三条材料，我们推测〈脖〉在元代以前有可能已经进入文献，而且通行地域并不限于北京一带。当然这一推测还需要更多材料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