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临济录》语言的性质
《临济录》中有大量的口语对话，它们是不是唐代口语的忠实记录？能不能用作研究唐代汉语的可信资料？这是汉语史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太田辰夫先生（1958/2003：374）认为：“现存的唐代禅家语录几乎全是后代编纂的，即使不是，也是经过后代修改的，似乎不能把它作为唐代口语研究的基本资料。”因此一般的看法是，唐五代的禅宗语录，可靠的只有三种，即敦煌写本的《六祖坛经》《神会语录》以及成书于五代时的《祖堂集》。（蒋绍愚2005：17）《临济录》等唐代禅录不在其中。太田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不过笔者经过反复研读后认为，虽然现存宋人刻本在用字用词方面不可避免地会有“当代化”的倾向，有些内容也有可能是宋人加上去的，但是《临济录》的语言整体上还是唐代的，只要我们善于把其中非唐代的语言成分剥离掉，即使“不能把它作为唐代口语研究的基本资料”，但作为辅助资料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弃之不用未免可惜。
《临济录》含有大量的唐代语言成分，这是无烦详证的，随手即可举出许多证据。比如“潜泉鱼”即“潜渊鱼”，“深泉”即“深渊”，改“渊”为“泉”是避唐讳[3]。书中有一大批唐代口语词汇，可以从其他唐代文献中得到证明，有的到宋代以后就退出口语或意思改变了。比如：有日在[4]，著便[5]，前人，秖今，为是，……中间，等等。问题是，《临济录》中有没有掺入非唐代（即宋代）的语言成分？
据衣川贤次先生（2012）研究，《临济录》现存的最早版本是《天圣广灯录》本（1036年）。此时离临济禅师圆寂已经整整170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语言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传世本《临济录》的语言有没有经过宋人的改动呢？或者说其中是否掺入了宋代的语言成分？这是不容易论证的问题。因为从逻辑上说，前代的词语可以沿用到后代，所以《临济录》中的口语词也可以是宋代沿用唐代的；而后代产生的词语不可能出现在前代，那么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在《临济录》里发现始见于宋代而不见于唐代的词语。而很多时候这是难以证明的，因为有一批词汇和俗语就是始见于《临济录》，有些甚至仅见于《临济录》，无法从唐代其他文献中找到旁证。比如下面这些词语和句子：
始见于《临济录》的：[6]傍家|波波|瞎屡生|秃屡生|瞎秃子|葛藤|里许[7]|尿床（鬼）[8]子|作模样|作模作样|拈掇|赚人|黑漫漫|冷噤噤|活拨拨[9]|昭昭灵灵|抵死[10]|竞头|无多子|饭床|直裰|触鼻羊|胶盆子|复子[11]|干屎橛[12]|装腰|揑怪|活埋|穿凿[13]|㽄嗄之器|佛法的的大意|拭不净故纸[14]|吸冷气|打一掴|掣风掣颠|打传口令|探竿影草|厌凡忻圣|老婆心切|唱谁家曲|舍头觅头|补毳过时|剜肉作疮|向虚空里钉橛|如蒿枝拂着相似|孾孩垂发白如丝|空拳黄叶用诳小儿|官不容针，私通车马|如水乳合，鹅王吃乳|正贼走却，罗踪人吃棒|……
仅见于《临济录》的：黑没窣[15]|境块子|屎块子|赏系|话度|嗌嗌微笑|腹热心忙|指胸点肋|簸两片皮|擎油不滟|负死尸行|踏你脚版阔|大策子上抄死老汉语|如冻凌上驴驹相似|眼似漆突、口如楄檐|披他师子皮，却作野干鸣|……
通过版本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文句不见于早期的《天》本，例如下面划线的句子：
（1）师乃云：“大众！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他赐杖，如蒿枝拂着相似。”
（2）首座云：“老和尚脚跟不点地，却证据个后生！”
有的整段不见于《天》本，如：
（3）上堂，僧问：“如何是第一句？”师云：“三要印开朱点侧，未容拟议主宾分。”问：“如何是第二句？”师云：“妙解岂容无著问，沤和争负截流机。”问：“如何是第三句？”师云：“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来里有[16]人。”师又云：“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下座。
（4）师因半夏上黄蘗，见和尚看经，师云：“我将谓是个人，元来是揞黑豆老和尚。”住数日乃辞去。黄蘗云：“汝破夏来，不终夏去？”师云：“某甲暂来礼拜和尚。”黄蘗遂打趁令去。师行数里，疑此事，却回终夏。
（5）师问僧：“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么生会？”僧拟议，师便喝。
像这样的段落和语句，我们有理由怀疑可能是宋人加上去的。因此其中像“脚跟不点地”“揞黑豆”“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来里有人”“探竿影草”等是否为唐代口语，就需要进一步考证。[17]也有唐代口语被宋人改成书面语或宋代口语的情况，比如下文谈到的“吃棒—被打”“与么—恁么”等。用字方面也存在“当代化”的现象，如“勿—没”“者—这”等。除了这些有据可查的情况之外，我们暂且把《临济录》剩下的部分看作唐代汉语。假如又找到新的证据，则把被证明不是唐代语言的成分再剔除。[18]
值得注意的是，像所有唐代禅录一样，《临济录》的语言也带有混合性，它并非纯粹的中唐时期华北口语。[19]这种混合性主要是指文白夹杂，同时也包括南北混杂。
“文白夹杂”是说，《临济录》在大量使用口语的同时，也有一些相当书面化的表达。就词汇而言，同义的新词和旧词就常常兼用，比如“也—亦”“吃—食” “着—衣（动词）”“眼—目”“者（这）—此”“什么—何”，等等。除了词汇，也常常使用文言的句式，甚至有误仿文言的句子，如“此之是也”。还有整段话都用浅近文言的。这正如入矢义高先生（1990/1993）所说：“《临济录》所收众多说法之文体，除开因年代之不同所造成的一些微小差异不谈，大致区别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尽可能忠实再现当时话头的、掺有大量口语的文体；另一种则是以文言文为基调，讲究修辞的简洁文体。”这种“文白夹杂”的现象在唐代禅宗语录里是一种常态，入矢义高先生（1990/1993）曾经盛赞裴休所录的《传心法要 宛陵录》“是一篇无可指瑕的记录”，其实通篇都是相当文的，跟《临济录》相比，《传心法要 宛陵录》的口语性要低得多了。
“南北混杂”的一个显著例子是《临济录》中伊、渠、他三个第三人称代词并用：伊有9例[20]，渠有5例，他有45例。[21]例如：
（6）是你如今与么听法底人，作么生拟修他、证他、庄严他？渠且不是修底物，不具庄严得底物，若教他庄严，你一切物即庄严得。
（7）师令乐普去问：“道得为什么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22]作么生？”
这不可能是唐代北方话的真情实况。根据汪维辉、秋谷裕幸（2017）的研究，中晚唐通语和北方话应该是说“他”，“渠”是南方方言词，“伊”的情况则相当复杂，分布区域不清楚，对于通语而言，有可能已经是一个“通俗的文言字”（吕叔湘语）。[23]《临济录》中是否还有其他南北语言成分混杂的情况，值得深入研究。[24]
认清《临济录》语言的性质，有助于我们正确使用这份语料，科学地分析其中的语言成分。[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