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有关汉语汉字的资料
《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中关乎汉语汉字的资料还有很多，笔者尚未及全面收集整理，这里仅以“元—原”的写法问题为例略作说明。
原来、原先、原本、原因、原由、原配、原样、原始的“原”，在元代以前都写作“元”[48]，日语今天仍这么写，保存了古体。韩语则情况稍复杂，有两写的，如“元来/原来”“原始/元始”，有只写作“原”的，如“原本（指原刊本，初刊本）”[49]“原因”，也有只写作“元”的，如“元配”。[50]关于“原”取代“元”的时代及原因，中国文献中最早的记录见于明代万历年间的两种笔记：
余家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国初恶胜国之号而避之，故民间相习如此。史书无所考见，姑记之以询之熟典故者。（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国初讳用‘元’字”条）
尝见故老云：国初历日，自洪武以前，俱书本年支干，不用元旧号。又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又民间追恨蒙古，不欲书其国号。[51]如南宋写“金”字俱作“今”字，曾见宋列帝御书及妃后翰墨皆然，则又不共戴天仇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年号别称”条）
清人顾炎武和郝懿行也曾论及：
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来曰元来。唐宋人多此语，后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礼·马质》、《礼记·月令》“原蚕”，《文王世子》“末有原”，汉“原庙”之“原”，皆作“再”字解，与“本来”之义全不相同。或以为洪武中，臣下有称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官，故改此字。古人亦有称“原官”者。后汉张衡《应间》：“曩滞日官，今又原之。”注：“《尔雅》曰：‘原，再也。’衡为太史令，去官五载，复为太史令，故曰原之。”然则“原官”乃再官之义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元”条）[52]
《宋书·王景文传》：“臣遣李武之问俨元由。”懿行按：元，始初也；由，萌蘖也。论事所起，或言“元起”，或言“元来”，或言“元故”，或言“元旧”，皆是也。今人为书，“元”俱作“原”字，如官曰“原任”，诗曰“元[53]韵”，文曰“原文”，以物质钱曰“原当”，以钱赎物曰“原价”，凡此之类，有数十条，习贯为常，不加更正。推厥所由，盖起于前明初造，事涉元朝，文字簿书，率皆易“元”为“原”，沿至今日，习非成是，不察所安。是说也，余闻之牟默人云。（郝懿行《晋宋书故》“元由”条）
今人也续有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原”取代“元”是明代以后的事，跟明人避讳有关。但是具体原因说法不一。
《高丽史》中对此事的记载属明初的资料，时间远早于国内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因为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比较可信：
辛未三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 夏四月己卯，避帝讳，禁用“元”字，代以“原”。（《高丽史·恭让王世家》，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8页）
这里明确记述了是因为“避帝讳，禁用‘元’字，代以‘原’”。影响所及，以至于把“元朝”也写成“原朝”，例见上文。不过在《高丽史》中更多的还是写作“元朝”，而《李朝实录》中则未见“原朝”的写法，可见在朝代名称上避讳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明讳例》中指出：“明承元后，避讳之法亦甚疏。据《明史》，随从太祖诸人，有丁玉初名国珍，吴良初名国兴，吴祯初名国宝，胡美初名廷瑞。《胡美传》云：‘避太祖字易名。’然终明之世，太祖名字，并未尝避。”“万历而后，避讳之法稍密。”“明讳之严，实起于天启、崇祯之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20—121页）明代避讳不严，直至晚明才渐密，确如援庵先生所言；不过明初要避朱元璋的名讳，《高丽史》的记载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据此看来，明人改“元”为“原”，跟明初避太祖名讳可能也不无关系吧。
征引书目
《高丽史》，[朝鲜]郑麟趾撰，影印本。《朝鲜王朝实录》网络版，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
吴 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全12册），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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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严翼相 ［日］远藤光晓编，《韩国的中国语言学资料研究》（韩·日中国语言学研究系列1），（韩国）学古房2005年11月第1版。
［日］远藤光晓 ［韩］严翼相编，《韩汉语言研究》（韩·日中国语言学研究系列2），（韩国）学古房2008年2月第1版。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承友生朴贞宣博士（韩国籍）和刘君敬博士帮助查找资料，姚伟嘉博士提供研究信息及有价值的意见，真大成博士多所指正，好友方一新教授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张全真博士发来她的论文的电子本，谨此统致谢忱。文中错误概由笔者负责。
（原载《汉语史学报》第九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8月）
【注释】
[1]见《韩国的中国语言学资料研究》（韩·日中国语言学研究系列1）远藤光晓《前言》，（韩国）学古房，2005年11月，第7页。
[2]参看远藤光晓（2008），竹越孝（2008）和远藤光晓、伊藤英人、竹越孝、更科慎一、曲晓云编《韩汉语言史资料研究文献目录（稿）》，载［日］远藤光晓、［韩］严翼相编《韩汉语言研究》（韩·日中国语言学研究系列2），（韩国）学古房，2008年2月。又，远藤光晓、伊藤英人、郑丞惠、竹越孝、更科慎一、朴真完、曲晓云编《译学书文献目录》，（韩国）博文社，2009年9月。
[3]我们目前见到的只有寺村政男（1998）和张全真（2005）两篇文章。此外汪如东（2002）和梁世旭（2008）是对史部文献《漂海录》语言的研究，也可归入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4]参看张全真（2005）。张文对《高丽史》，《李朝实录》（太祖、定宗、太宗三朝实录），《吏文》和刘仲璟《遇恩录》《皇明诏令》《高皇帝御制文》六种文献中的白话圣旨收录情况做过一个统计表，值得参考。据她的初步统计，《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中属于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白话圣旨有13000多字。
[5]笔者之所以不惜篇幅详引原文于此，一是因为这些文字搜采不易，本身又具有很高的语料价值，或可供同道直接利用，二是为下文讨论这些白话资料的语言性质提供方便。
[6]疑衍一“省”字。
[7]本文引用时标点有改动，并据影印本校正了文字。下同。
[8]这几句及下文的“见达达说达达话，见一般火者说高丽话，见汉儿说汉儿话”数句太田辰夫《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一文在讨论“汉儿”问题时曾经引过（见《汉语史通考》第187页）。
[9]“民”字从吴晗辑本臆补。
[10]吴晗注：“当作‘元’，避明太祖讳作‘原’。下文同此。”按，吴说是。详下。
[11]“都”字疑衍，盖与“那”形近误写而未删去。
[12]当时皇帝的口谕都是有“录本”的，详下文。承真大成博士函告：出使外国，与对方君臣会谈之后，将谈话记录下来，自古即有。《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但圣主膺教，实所沐浴，自上《甘露颂》及《银瓮启》、《三日诗序》、《接虏使语辞》，竭思称扬，得非‘诽谤’？”又卷四八《刘绘传》：“后北虏使来，绘以辞辩，敕接虏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色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这种语辞应当就是会谈记录。
[13]关于元代白话圣旨的语言，历史界的学者如宫纪子等认为，元代白话圣旨中的汉儿言语的语言多是译官根据蒙古语翻译的，有很多硬译汉语的特点。不过无论是元朝廷直接用汉儿言语写成，还是高丽翻译机构把蒙语翻译成符合当时北方口语特点及高丽人阅读习惯的汉儿言语，记录在史册的语言，应该是元末具有一定的沟通基础在中国北方比较通行的汉语口语形式。《高丽史》中记录的此类圣旨不多，参见《高丽史》上458b—459b及《高丽史》上459b—460b。
[14]着恁四夷知道的上头，差这里的人呵不的当，所以原朝行来的火者，他乡中有亲戚爷娘，到那里呵，我这里的勾当甚么不说？为那般上头，差几介火者去了来。（《高丽史》下929d）
[15]维辉按，此话目前看来尚缺乏直接的证据。据可考的文献来推测，这些白话圣旨应该是由明廷的记录官记录下来的。
[16]因为在其他明代文献中也有洪武年间给西北外族用汉儿言语写成的圣旨，如《高皇帝御制文集·谕西番东毕里等诏》：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里面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火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军马往你地面里来，你西番每知道者！（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维辉按，这道诏书确实是用汉儿言语写成的，但可能是文臣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写的，未必是对他的原话的直接记录，跟明朝皇帝直接对高丽和朝鲜使臣当面谈话的口谕性质不同，恐怕不宜一体看待。
[17]维辉按，这段话在《李朝实录·太祖实录》的另一处记作：至京师，天子素闻穑名，从容语曰：“汝仕元为翰林，应解汉语。”穑遽以汉语对曰：“请亲朝。”天子未晓，曰：“说甚么？”礼部官传奏之。穑久不入朝，语颇艰涩。天子笑曰：“汝之汉语，正似纳哈出。”（太祖1卷，总序）所以这里的断句恐怕应该是：穑遽以汉语对曰：“亲朝。”天子未晓其志，问曰：……。
[18]北元太尉，明（元？）亡后继续与高丽交好。后降明，封海西侯。（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19]牧隐丽末以首相自请赴京。以欲见高皇帝，将有所为。恐太祖致疑，以太宗自望书状官而带行。洪武皇帝以牧隐元朝翰林，见之而欲语，牧隐以扶护本国事为言。皇帝谬若不解，听者而曰：汝之汉语正似纳哈出。（《韩国文集丛刊》47册《月汀集·别集》卷四373上）
[20]维辉按：仅据这条材料并不能证明“明初高丽、朝鲜朝廷使用的是元代通行的汉语，这种汉语与明初的语言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原文只说“穑久不入朝，语颇艰涩”，是由于他个人汉语水平有限而出的洋相，并不牵涉明初高丽、朝鲜朝廷使用的汉语本身。另外，假如“明初高丽、朝鲜朝廷使用的是元代通行的汉语，这种汉语与明初的语言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朱元璋和偰长寿的谈话也一样会发生困难，而朱元璋对偰长寿说的却是：“你却是故家子孙，不比别个来的宰相每，你的言语我知道，我的言语你知道，以此说与你，你把我这意思，对管事宰相每说。”可见还是个人汉语水平的问题。偰长寿是华裔贵族的后代，汉语水平很高，跟朱元璋对话毫无问题，所以朱元璋才说“不比别个来的宰相每，你的言语我知道，我的言语你知道”。
[21]维辉按，这里朱元璋说“今番开去的诏书呵，不曾着秀才每做，都我亲自做来的”，恐非指白话圣旨，而是用文言写的。详上文。
[22]维辉按，这里朱元璋所说的“我的言语，这里册儿上都写着有”，恐怕也不是其口谕的实录，而仍然是指用文言写成的圣旨。详上文。
[23]梦周去年四月，同师范到京师，受中书省咨文二道。一为平蜀及子弟入学书，一为雅乐钟磬事。八月还至海中许山，遭风，船败，师范溺死。遂失咨文。梦周复如京师告中书省，钟磬咨文省官以草本遗失不许，只抄写平蜀及子弟入学回咨以来。（《高丽史》上852d）
[24]（洪武二十四年）二十八日钦奉圣旨：“着记事。有不是我口里说的说话，他每胡添上时，尔便来说。传圣旨宣唤人。”（《遇恩录》）这段话是朱元璋对刘仲璟说的。
[25]最为突出的当数朱元璋和偰长寿的那段对话，上文已引，这里不重复。
[26]昨是＝早是，是口语音变的真实记录。“早是”意为多亏、幸亏、幸而，下文“幸而存得几个人，知得分晓；若都无了时，岂不费分说”，作“幸而”可证。此词元明文献中多见，又写作“蚤是”（参看王学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早是”条（二），语文出版社2002年，第1349页），但写作“昨是”的目前所知仅此一见，上揭王学奇、王静竹书未及。
[27]不答紧＝不打紧，也是口语音变的真实记录，犹言不要紧、无关紧要。
[28]热＝偌，亦为口语音变的真实记录，犹言如此、这么/那么。又写作“惹”：洪师范是恁那里惹大一介官人。
[29]乍么＝怎么，也应该是记的口语音。
[30]可以一提的是，其中量词“介”的用法很特别：洪师范是恁那里惹大一介官人|为那般上头，差几介火者去了来|回去对国王说，一介介都送将来。这些“介”都等于“個/个”，在《训世评话》中很常见。这种“介”在汉语中用作量词是可以的，但通常只限于“一介”，含有轻视或自谦的意味，如“一介武夫”“一介书生”等，很少用作泛指的量词，而且是一个文言词，一般不用于口语。《训世评话》中的所有用例都出现在白话部分，这种用法不合汉语习惯。在韩语中，“個”“个”“介”读音相同，都是개，所以可以通用。《韩国汉字语辞典》“介”字条注云“国义”，释义是“（一）个”，与“个”“個”“箇”通用，举的例子是《万机要览·财用编5·燕使·赉咨官》：“盘缠（长烟竹二十介）。”（卷一，第237页）可见这应该是朝鲜语的用法。参看汪维辉（2003/2007）。这个问题这里暂不讨论。
[31]这些成分的情况各不相同，并非都是只出现在“汉儿言语”体文献中，比如张文指出：“《吏文》、《遇恩录》、《皇明诏令》中的明初白话圣旨第一人称代词都用‘我’，没有‘俺’。《高皇帝御制文·谕西番东毕里等诏》用近似硬译体的汉儿言语写成，所以其中只有1例‘我’，其余都是‘俺’，和1例‘俺每’。在《高丽史》《太祖实录》中出现少量‘俺’。”但是我们下面所引的文献中就有葛贵自称为“俺南方人”的反例。这些问题这里不能详论，太田辰夫先生在《〈老乞大〉的语言》和《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两篇文章中多有论及，可以参看。
[32]可参看竹越孝（2008）3.1部分及金文京（2005）等。最新的研究则可以参看李崇兴、祖生利、丁勇合著的《元代汉语语法研究》第九章《元代的“汉儿言语”》。
[33]原注：二书似均形成于元代，但经明代修改过。
[34]原注：例如《北使录》《北征事迹》《正统北狩事迹》等。
[35]朱元璋作为一代开国君主，征战多年，接触的人物广泛，他会说前代的通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明成祖朱棣十岁受封燕王，二十岁就藩北平，此后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北平，对这种汉儿言语不用说是再熟悉不过的。
[36]其实要学会这种“汉儿言语”并不困难，正如李崇兴等（2009）所指出的那样：“同‘纯汉语’相比，‘汉儿言语’显然羼入了大量的异族语成分，明显不合规范；同‘蒙式汉语’相比，由于并不存在底层干扰，所以其中的蒙古语句法表现要简单机械得多，不像‘蒙式汉语’那样呈现出纷纭复杂的个体差异。”（第260页）
[37]张文在比较了几种文献中句末“有”字的使用情况后也说：“我们推测，大约明初汉语中汉儿言语的影响还是存在。由此可见，句末‘有’作为比较明显的汉儿言语特征虽很快被淘汰了，但在一定时期内还在使用。”
[38]李崇兴等（2009）指出：“元代甚至更早，北方地区存在‘汉儿言语’这一汉语变体，应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元代‘汉儿言语’究竟在多大的地域范围和怎样的言语社团中通行，或者说‘汉儿言语’和‘纯汉语’的畛域何在，则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第261—262页）他们认为：“元代‘汉儿言语’通行的范围，应该主要是在蒙古人分布集中的地区，即两都、京畿及河北、山东、河南等某些地区。”（第262页）“……因此上述这些地区的‘汉儿言语’大概只在一定的区域和社团范围内通行，其势力并未强大到足以将‘纯汉语’整个儿排挤出该地区，并取而代之成为该地区所有社团成员日常生活的第一语言。”但在这里作者加了一条脚注：“但这样臆测，也许有过于低估‘汉儿言语’势力的危险。……另一方面，即使在‘纯汉语’统治的区域，‘汉儿言语’的身影也时或可见。例如：‘打听的兄弟哥哥有时候，忙离了许州。’（千里独行，二折）‘元来广寒殿嫦娥在这明月里有。’（汉宫秋，二折）”（第263页）从朝鲜文献里记载的这些明初白话资料来看，“汉儿言语”的势力可能曾经远及南方的江淮流域。
[39]可能不一定很地道，只是带有那样的色彩而已，属于一种模仿，正如李崇兴等（2009：264）所说，“只是吸收了‘蒙式汉语’中具有特征性的成分”。
[40]“汉音”有时指“汉语”，有时则仅指汉语语音。
[41]据此可知当时皇帝的口谕都是有“录本”的。此类文书保存于中书省。参看张全真（2005）。
[42]此例为“官话”一词见于文献之最早者（竹越孝（2008：497）已经正确地指出这一点），太田辰夫、鲁国尧等先生均曾引用，可见其珍贵。关于“官话”的详细讨论，可参看鲁国尧先生（1985/2003：508—521，730—736）。
[43]按：太田先生所据为《老乞大谚解》本，他未能看到古本《老乞大》；但称汉语为“汉儿言语”，《谚解》本和古本是一致的。
[44]包括“汉儿话”和“汉人言语”等。下同。
[45]“官话”一词虽然如前文所说始见于1483年，但是明人著作中尚不多见。
[46]下文所引资料中即有“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之语。
[47]参看汪维辉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版。
[48]敦煌文献中偶见写作“原”的，那是例外。
[49]写作“元本”则是另一个词—法律术语，指“原物”。
[50]以上韩语中的写法承友生朴贞宣博士见告，谨致谢忱。
[51]明初人痛恨元朝而不欲提及，亦见于其他一些记载，如明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卷三：“国初，江岸善崩。土人谓有水兽曰猪婆龙者搜抉其下而然。适朝廷访求其故，人以猪与国姓同音，讳之。乃嫁祸于鼋，上以鼋与元同音，益恶之，于是下令捕鼋，大江中鼋无大小，索捕殆尽。”此条材料承友生刘君敬博士检示，谨致谢忱。
[52]李荣先生在《文字问题》一书中曾指出：“有时候，政治的理由也造成文字功用的再分配。”举的例子就是“元”和“原”的问题，在引了顾炎武的这段话后他说：“明朝推翻元朝，明朝初年有必要避免‘元官、元籍、元来’一类写法。‘或以为’以下大概是作者的本意。元清两代均以异族入主中原，顾炎武有所忌讳，未便说得十分明确。‘原来、原籍’一类写法通行之后，‘元’字一部分功能就转移给‘原’字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1—102页）笔者谢谢刘君敬博士检示此条材料。
[53]维辉按：当作“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