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稳固性看基本词新旧更替的动因
既然基本词汇如此具有稳固性，那么它为什么还会发生变化呢？正如斯大林所说：“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都把现存的语言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像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创造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鱼’、‘人’、‘走路’、‘作事’、‘生产’、‘做生意’等等不叫水、地、山等等，而叫做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52]了解基本词汇的稳固性及其原因，对于探讨基本词的历时演变及其动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基本词在词库中自成系统，相当稳定，所以通常没有外来的力量是难以使它动摇的。这就提示我们，探求基本词发生新旧更替的动因应该更多地从外部因素着眼。所谓外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语和强势方言的影响，二是语言接触。此外就汉语而言，还有避讳等人为因素。
凡是“突变性”的基本词新旧替换一定是外部因素导致的，通常就是通语的基础方言发生了变化。这里有两个个案可供参考。
1．据吕传峰研究，“喝”在北方官话区取代“吃”和“饮”的过程大致是：元朝时表示“把液体或流食咽下去”义的“喝”字开始使用，作为一个北系方言词，在18世纪中叶以前一直没有竞争优势，18世纪中叶以后发展迅速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喝类语义场中的主导词。[53]
2．据杨荣贤研究，“挑”表肩挑义的用法萌芽于晚唐五代，到南宋用例较为普遍，而且集中见于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作家作品中，而同时期其他方言区的作品则极为少见。可到了元代，“挑”字用例反而罕见，大量肩挑义均用“担”表示。“挑”为何到元代在北方地区反而停止了发展？这种现象按词汇内部发展规律很难解释。到元末明初具有江淮方言背景的《水浒全传》中，“挑”的用例却又迅速增加，一举替换了“担”，而且替换得较为彻底。“挑”字发展呈现出的特点正与历史上官话基础方言的几次变更存在紧密联系。南宋朝廷偏安江左，官话基础方言自然由北变易为南，到了元代，随着蒙元统治者定都大都，“在金元两代，一种来自东北的官话在这两个朝代控制区逐渐扩大影响，成为新的标准语的方言”[54]。而随着明代都城的再次南下定都于江淮官话的中心，这时官话基础方言“南系重新出现，一直到清初、中叶还是占上风”[55]。因此，“挑”字的发展就呈现出上述特点。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官话基础方言的往北转移，“挑”又在北方获得了较快发展。“挑”的历史发展轨迹至今仍清晰地反映在现代汉语方言中。[56]
这两个例子说明，“喝”取代“吃”“饮”，“挑”取代“担”，直接的动因都是通语的基础方言的变动。在近代汉语阶段，通语的基础方言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动：西安（唐）—开封（北宋）—杭州（南宋）—北京（元）—南京（明至清）—北京（清后期/19世纪中叶以后[57]）。这些剧变给汉语基本词汇的新旧更替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确切回答，需要我们去研究。
在中国古代，避讳也能导致基本词的突变，比如：邦—国，盈—满，恒—常，启—开。这些都是由西汉避皇帝名讳而造成的基本词新旧替换。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
在基本词发生新旧更替的初始阶段，新词由一点向四周扩展，要找到突破口是很难的，原因已如上述。一旦找到突破口后，就会不断向周边扩展。这牵涉到替换的机制问题。这个突破口是如何找到的？扩散的过程又是怎样的？这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我们可以拿活方言来做调查分析。史皓元等《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一书中的图37、38、39展示的丹阳、丹徒“找—寻”“站—立”“脸—面”三组词的分布情况，充分反映了基本词替换的困难性：来自江淮官话的新词“找、站、脸”跟吴语的固有词“寻、立、面”展开了拉锯战，新旧词在这一带的分布错综复杂、犬牙交错。江淮官话和吴语结合部的这些语言现象十分耐人寻味。方言中的基本词受到通语或强势方言的影响而发生替换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实在很值得研究。
虽说基本词发生新旧更替的动因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外部因素去寻找，但是有没有内部的动因呢？应该也是有的，比如：（1）两个基本词同音，而且词性相同，分布相似，就容易导致表义不明晰，造成所谓的“同音冲突”，如首—头[58]；（2）一个基本词的义项过多，导致语义负担过重，容易引起歧义，如服—著（着）[59]、口—嘴[60]。
我们在基本词/常用词历时演变的研究中，最感困惑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同样性质的基本词有的历经几千年而不变，有的却变了？导致变化的动因究竟是什么？上面所论只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初步思考，很不成熟，盼望得到海内外方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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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厦大中文学报》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
【注释】
[1]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
[2]本文使用三个术语：基本词汇，基本词，核心词。基本词汇跟一般词汇相对；属于基本词汇的词称为基本词，基本词汇是基本词的集合；基本词的核心部分称为核心词。由于基本词汇的范围不易确定，本文举例暂限于核心词，因为核心词属于基本词大致是没有争议的。
[3]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514页。至于究竟有多长的寿命才具备基本词汇的资格，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周荐先生《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划分刍议》一文在谈到基本词汇历史悠久问题时认为，“时限当是不少于半个世纪”。见周荐：《词汇学词典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9页。
[4]这里所谓“古今基本没有变化”是指：词形和主要意思没有变；有的古代是单音词，到了现代汉语变成了双音词，但是词根没有变。
[5]［美］罗曼·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钱军编辑，钱军、王力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6]参看胡安良、程祥徽：《从发展中看基本词汇的稳固性》，《语文知识》1958年4月号；齐冲天：《汉语基本词汇的发展及有关问题》“稳固与替换”部分，《内蒙古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7]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514页。
[8]参看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2页。
[9]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10]日语中有しし（肉·宍）一词，是表示“肉”的固有词，但现在已基本不用，所以一般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广辞苑》等辞书收有此词。《广辞苑》释义作：“にく（肉）の古语。”（页963c）参看汪维辉《撰写〈汉语100基本词简史〉的若干问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编辑部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11]陈保亚先生所说的“高阶核心语素”相当于斯瓦迪士的100核心词。
[12]陈保亚、汪锋：《论核心语素表的确定—以上古汉语为例》，《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三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85—186页。
[13]常用性既是基本词汇的特点之一（有的学者称为“全民常用性”），也是基本词汇稳固性的一个原因。
[14]如周祖谟先生《汉语词汇讲话》指出：“基本词汇为什么具有很大的稳固性呢？因为基本词汇包含着词汇中最古老、最必需的一部分词，这些词所表示的都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对于生活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的人都是必需的。例如表示自然界的现象、人体的各部分、亲属的关系、事物的一般形状、最普通的行为动作、生活中衣食住行必用的东西和最重要的劳动工具等各方面的词以及代词、数词等等大半都是基本词。不管任何人，生在任何时代，没有它就不行。所以基本词汇具有很大的稳固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15]《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眼”条：“①人和动物的视觉器官。通称眼睛。”（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99页）
[16]承吴福祥先生指教：有个英文词叫entrenching ，意思是“固化”，心理学用来指某种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结合，由于高频呈现而固化在人们的心理之中。我觉得这个术语要比“音义结合度”好。（2009年8月15日电邮）谨致谢忱。
[17]［法］房德里耶斯：《语言》，岑麒祥、叶蜚声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3—224页。
[18]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让文盲来做测试，念一个音节，让他说出对应的“词”。
[19]据斯瓦迪士100核心词表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这个表未经实际使用，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设想。表中填的都是斯瓦迪士100核心词表中的词。有可能会被选上的同音词在表后说明。
[20]其中“树皮”和“我们”两个词在汉语中并不很基本，“树皮”古今汉语均无对应的单音词，“我们”古汉语中无对应词。这两个词在讨论汉语的核心词时应予剔除。
[21]“干燥”的“干”。
[22]指口语音zhuǎ。
[23]“ 死”单占一个音节跟避讳有关。参看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又收入其《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7—118页。
[24]指口语音gěi。
[25]口语音zhèi，单占一个音节。
[26]shéi和shuí两个音节都只有一个“谁”字。
[27]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音节表”统计，包括轻声和声化韵音节。
[28]《 现代汉语词典》用〈书〉和〈方〉标示。
[29]另有两个冷僻字：钕、籹（粔籹）。
[30]另有一个双音词“珐琅”。
[31]另有一个双音词“荸荠”。
[32]有三个同音字：茑、袅（褭）、嬲。
[33]有七个同音字：莱、崃、徕、涞、梾、鶆、铼。
[34]有六个同音字：咄、哆、剟、㙍、掇、裰。
[35]有一个同音字：汏（〈方〉洗；涮）。
[36]有两个同音字：嘿（嗨）、
。
[37]有一个同音字：螨。
[38]有一个同音字：郝。
[39]有六个同音字：弍、贰、刵、佴、咡、樲。
[40]有一个同音字：䰀（䰀鬌）。
[41]口语音nè有一个同音字：讷（呐）。
[42]有壬、仁、任（用作地名和姓）三个同音字。
[43]有芘、陂、枇、狓、毗、蚍、铍、郫、疲、陴、埤、啤、
、琵、椑、脾、鲏、裨、蜱、罴、膍、貔、鼙等二十三个同音字，但是没有一个能单用。
[44]有苟、岣、耇、枸、笱五个同音字。
[45]鱼有四十多个同音字，也是没有一个能单用的。
[46]火有伙、钬、漷、夥四个同音字。
[47]有晓、謏、筱三个同音字。
[48]吕叔湘先生《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曾指出：“在现代汉语里，单音节多半不能单说。”《吕叔湘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15页。
[49]吕叔湘先生《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在给名、动、形三类实词中单、双音节所占比例的统计数据所作的说明中指出：“这是就词表统计。如果照出现次数计算，单音词的百分比会大大增加，因为单音词大多数是最常用的。”《吕叔湘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44页。
[50]“ 尾”口语音yǐ，通常不单说。
[51]Richard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等《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汉语‘擦’义，这一带最常用的是‘揩’，同时有‘搌’、‘缴’、‘抹’、‘擦’等多种说法。如图26所示，有的点只用其中某一个说法，有的点同时采用两三种，不过搭配的宾语有限制，这些都从各个侧面反映出不同的历史层次。”［美］Richard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石汝杰、顾黔：《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4～95页。按理说一个共时平面中表示“擦”义只要一个词就够了，但处于江淮官话和吴语结合部的这些方言点有的同时使用两个甚至三个，但这二/三者并非“等值”的，而是用于不同的对象。说到底，其中只有一个是属于本方言点底层的，另外一个或两个则是外来的，所以就给它们派上不同的用场。
[5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李立三等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7页。
[53]吕传峰：《汉语六组涉口基本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54、94页。
[54]罗杰瑞：《关于官话方言早期发展的一些想法》，《方言》2004年第4期。
[55]罗杰瑞：《关于官话方言早期发展的一些想法》，《方言》2004年第4期。
[56]杨荣贤：《汉语六组关涉肢体的基本动词发展史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45—46页。
[57]威妥玛（Thomas Wade）在《语言自迩集》的第一版序言中说：“埃德金斯（Joseph Edkins，即艾约瑟）先生，谁也不如他那么勤奋地去探究过这些不同方言的规则与界限，他把官话分为三个主要系统：南方官话（the southern）、北方官话（the northern）和西部官话（the western），他以南京、北京和成都—四川省省会，分别代表各个官话系统的标准。他认为南京官话（Nanking mandarin）在更大的范围被理解，尽管后者更为时髦；可是他又承认‘那些想说帝国宫廷语言的人一定要学习北京话，而净化了它的土音的北京话，就是公认的“帝国官话”（kuan hua of the Empire）。’”“选择并确定一种话（a dialect），这大约是20年前的事，其次就是建立表音法。那时没有人把北京话作为写作对象，而各种表音法都声称描写的是南方官话（the southern）。”［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张卫东《语言自迩集·译序》据此指出：“这意味着，大约是1850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的地位。”（同上，第5页）另请参看该《译序》第四部分（第5—6页）及第一部分（第1—2页）的有关论述。
[58]首和手同音。
[59]“服”在上古的常用义项有十几个（参看《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服”字条），所以后来就把“穿戴”的意思卸给了“著（着）”。
[60]“口”在上古的常用义项也有六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