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刊刻于南宋的文献学证据及相关问题
摘 要 藏于日本的刻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有宋椠和元椠两说，迄无定论。日本建长二年的《高山寺圣教目录》可以确证两书至迟在1250年之前已经入藏高山寺，它们都是南宋刻本，与元代没有关系。从语言角度推测作品年代的工作需要十分谨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
关键词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刊刻年代 南宋 高山寺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诗话》”）[1]是一部口语性很强的话本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近代汉语的研究也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它的成书年代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中国学者先后提出过成书于南宋（王国维乙卯[1915年]跋，曹炳建1995）；晚唐五代（李时人、蔡镜浩1982，刘坚1982，王洪涌2007）；北宋晚期（张锦池1990b）[2]和元代或元代前后（鲁迅1923、1927、1931，袁宾2000）等说法，迄今未有定论。
成书年代和书的刊刻年代密切相关，因为成书年代有可能早于刊刻年代，但是不可能晚于刊刻年代。因此假如能够确定《诗话》的刊刻年代，则其成书年代至少有了一个明确的下限。但是《诗话》的刊刻年代同样成问题，有宋椠和元椠两种说法，都是王国维提出来的：
（1）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日本高山寺旧藏，今在三浦将军许。阙卷上第一叶、卷中第二三叶。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倡优剧场之所在也。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云：杭之瓦舍，内外合计有十七处，如清泠桥[3]熙春楼下，谓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谓之中瓦子。又卷十五[4]“铺席”门：保佑坊前，张官人经史子集文籍铺[5]，其次即为中瓦子前诸铺。[6]此云“中瓦子张家印”，盖即《梦粱录》之张官人经史子集文籍铺。南宋临安书肆，若太庙前陆家、鞔鼓桥陈家，所刊书籍，世多知之；中瓦子张家，惟此一见而已。（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乙卯[1915年]春）
（2）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民国十一年序）卷上“杭州府刊版·辛 元杂本”项列有：《京本通俗小说》（影元钞本，存卷十至卷六，每半叶十一行，行十八字），《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末题“中瓦子张家印”，半叶十行，行十五字。按，吴自牧《梦粱录》“铺席”门：保佑坊前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后即次以中瓦子前诸铺。此张家殆即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也）。（《王静安先生遗书》第二集，第36页）
王国维对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考证前后引据一致，但是刊刻年代却有宋椠和元椠两说，自相矛盾，又未予说明，个中原由颇不可解。
对于《诗话》的刊刻年代问题，罗振玉[7]、鲁迅（1923，1927，1931）和郑振铎（1931）等都曾经有过零星论述，但是除王国维之外其实并无真正的研究。其中始终怀疑为元椠的是鲁迅，但是并没有提出确切的证据[8]，只是怀疑而已，最初见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
对于鲁迅的看法，《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的收藏者德富苏峰（德富猪一郎）曾著文予以商榷：
这两书，是都由明慧[9]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
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10]
鲁迅（1927）又加以答辩，说：“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直至1931年鲁迅最后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仍说：“所以倘无积极的确证，《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鲁迅1931）除德富苏峰外，郑振铎（1931）和长泽规矩也、太田辰夫也都不同意鲁迅的意见。[11]这里不详述。袁宾（2000：549）在引述鲁迅“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的话后说：
今按鲁迅之质疑不为无据。《梦粱录》成书于1334年[12]，已是元代下半叶，第十九卷“瓦舍”条下记载杭城十七处瓦舍，特别是“东瓦子”下注明“今废为民居”，“钱湖门瓦子”下注明“亦废为民居”。据此则其他瓦子（包括“中瓦子”）商铺似仍有照旧营业者。王国维后来在他的《两浙古刊本考》中也改变了观点，将《取经诗话》列作元刊。这与我们从语言角度推测该书写作（或改写）于十三、十四世纪是一致的。不言而喻，《取经诗话》的刊刻年代应是推测其成书时代之下限。在刊刻年代尚未有确凿结论时，单从句法特点的统计比较而推测的成书时代可能会稍稍溢出此下限。这是因为句法特点的演变比较缓慢，在该书写成之后，仍有可能在口语中存在一段时间。（第549页）
袁宾指出“《取经诗话》的刊刻年代应是推测其成书时代之下限”，这是完全正确的。由于《诗话》和《取经记》在中国早已失传，现存的两种刻本均藏于日本，所以日本学者对它们的收藏和流传情况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国内学界少有了解，以致一些已有结论的问题我们仍在黑暗中摸索。笔者不揣浅陋，就所知闻略作介绍如下。
太田辰夫翻译、矶部彰解题的《大仓文化财团藏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研究《诗话》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1997年由汲古书院出版，但迄今未见有国内研究者提及。矶部彰解题的第四章题目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上所钤“高山寺”印的由来》，第一部分“《高山寺圣教目录》和明惠上人”中说：
最后，让我们说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高山寺的关系，来作为解题部分的结尾。
现在，整理成“高山寺圣教类第一部244号”（一部）的《高山寺圣教目录》，是宽永十年抄本的祖本。虽然这两种圣教目录没有跋文（一般是用来介绍该书来历的），但其包纸上写有本目录乃奉后嵯峨院之命由义渊房灵典所著献给天皇的字样。当时是建长二年（一二五〇）。[13]这个建长二年的《高山寺圣教目录》第五十五甲有以下记录：
付法藏传四卷……
玄奘取经记二部 玄奘碑文一卷
……明洲育王山灵鳗传一卷……
在现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上面都钤有“高山寺”的朱方印，因此将这两部看作建长二年《高山寺圣教目录》上所记的“玄奘取经记二部”应该没有问题。建长二年时当南宋理宗淳佑十年。（第234—235页）
据矶部彰所论，高山寺所藏的这两种“玄奘取经记”很可能就是明惠上人购入的。那么明惠上人为什么会收藏这两种“玄奘取经记”的呢？在上述矶部彰解题的第二部分“明惠上人的梦想西天行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有这样的论述：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是玄奘西天云游的虚构之作。它是在唐代密教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并结合了地域性的传承因素进行流布。因此，对于同时继承了华严教和密教法灯的始祖明惠上人来说，那也是一部意义极深的作品。明惠的信仰生活中，玄奘三藏的西天云游应该具有极大的意义。建仁二年（一二○二）冬，第一次从明惠口中提到了渡天（渡航印度）之志。《高山寺明惠上人行状（汉文行状·上山本）》卷中有云：
建仁二年冬比，殊恋慕西天遗迹，深厌‘恶东○（土）旧居，依有本山牢笼事，暂寄宿纪州在田郡保田庄亲族边（宗光宅也），对数辈同法，谈话西天云游……
这时，春日大明神降临到了汤浅宗光的妻子橘氏身上，宣告神谕：应该停止渡天。建仁渡天计划断念后，明惠于元久二年（一二○五）再次激发起西天志慕。可是在释迦、善财、春日三处求签的结果都是不可去天竺，故而明惠元久二年的渡天计划又以断念告终。根据汉文行状，那时的渡天计划是先入唐，经过长安去印度。明惠也计算过里程，在《大唐天竺里程书》里明惠写道：
从大唐长安京到 诃陁国王舍城， 五万里……长安京至第三年十月十日可致着王舍城也。印度乃佛生国也。依恋慕之思难抑，为游意计之，可叹可叹。……（第238—239页）
唐末至宋代，中国处于干戈风云之中，有关玄奘三藏的形象在密教文化中被神格化了。结合了十六罗汉信仰的前世宾头卢、现世唐三藏以及取经成功的来世宝胜如来，伴随着如斯种种，形成了新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其结果就是玄奘取经记。明惠怀着对玄奘以及对十六罗汉信仰的深深关心，去乞求唐本画像。从这一点来考查，并没有必要怀疑玄奘取经记是否为虚构之物，可以作为一种密教仪轨来理解。舶载来的两种宋刊本十分昂贵，收藏它们的理由现在还不能确定，或者是当初作为书名相异的两种“唐三藏传承”被一起收纳了。但是，从内容把握来看，可以确认为同一记事。为此，我推测此后《高山寺圣教目录》就把它们用同一个略称“玄奘取经记二部”而一起保存了下来。（第242—243页）
由此可以断定，《诗话》和《取经记》至迟在建长二年（即南宋理宗淳佑十年，公元1250年）已经收藏于高山寺。如果它们确是明惠上人所购入，则入藏时间当不晚于贞永元年（1232），因为明惠上人卒于此年，寿六十。[14]而其上限则不会早于1206年，因为高山寺之得名，乃建永元年（1206）后鸟羽院据《华严经》“日出光照高山之寺”一句而命名，[15]而明惠上人入住高山寺也是在这一年。[16]也就是说，《诗话》和《取经记》如果是明惠上人所收藏，那么其时间应该是1206—1232年的26年间；即使不是明惠上人所收藏，其入藏高山寺的时间也不会晚于1250年。其刊刻年代当然更不可能晚于此年。也就是说，不管此书的语言面貌如何，它的成书和刊刻都不可能晚至元代。
综上所述，建长二年本《高山寺圣教目录》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入藏高山寺的年代下限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它们的刊刻不会晚于1250年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了。回头再来看王国维据“中瓦子张家印”考证《诗话》为“南宋临安书肆”所刻的创见，实为信而有征的确论。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取经记》和《诗话》究竟谁更早？长泽规矩也和太田辰夫的意见刚好相反。长泽规矩也通过两个版本的比较后认为：“如此可见《取经记》这个本子较好，而《诗话》的误脱比较多。因此，很明显《取经记》是更接近原作的。”“《取经记》早出，《诗话》则是翻刻了稍雅的巾箱本。”[17]而太田辰夫则认为先出的《取经诗话》中的误刻到《取经记》新雕的时候被订正了，导致现在的结果。[18]矶部彰认为，这两位的看法各有各的道理，因此两个版本的前后关系还是很难判断。《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条（李时人撰）则含糊其辞：“又有大字本一种，题《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书之异刻，亦为宋元刻本。”（第8页）所谓“宋元刻本”自然是不确切的模棱之词。现在可以确定两者均为宋刊，但是书名略有不同，究竟孰先孰后，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继续探究。
关于《诗话》和《取经记》刊刻年代的讨论到此结束。笔者由此想到两个问题。一是从语言角度推测作品年代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此类工作已有不少成果，笔者也曾经做过尝试。[19]应该说，这种方法是有其科学性的，但是语言是渐变的，加上古代文献的语言情况十分复杂，所以用这种方法来考订作品年代需要十分慎重。比如一旦用语言以外的证据确定了《诗话》的刊刻年代下限，那么书中出现的所有语言现象就都不可能晚于该时间，假如有一些疑似后代的语言现象，我们不应该怀疑其为后代所改，反而应该考虑对这些语言现象的断代本身是否存在问题。二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历代的文献钻研很深，成果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精当的考订，国内学界往往鲜有所知，[20]导致重复研究甚至倒退，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该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曹炳建 1995 《也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年代》，《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编 1990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蒋绍愚 2005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时人 蔡镜浩 1982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李时人 蔡镜浩 1997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中华书局。
刘 坚 1982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中国语文》第5期。
鲁 迅 1923 《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北京大学新潮社。
鲁 迅 1927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北新》周刊第21期(1927年1月15日)。收入《华盖集续编》。
鲁 迅 1931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中学生》第12期。收入《二心集》。
石昌渝主编 2004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田辰夫翻译、矶部彰解题 1997 《大仓文化财团藏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日本）汲古书院。
王洪涌 2007 《从词汇史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语言年代》，《古汉语研究》第3期。
王国维 1940 《王静安先生遗书》，赵万里、王国华合编，商务印书馆。
袁 宾 徐 白 1998 《近代汉语语法札记·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被字句》，（日本）《俗语言研究》第五期（1998年8月)。
袁 宾 2000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与方言基础〉，《中国语文》第6期。
张锦池 1989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说话”家数考论》，《学术交流》第3期。
张锦池 1990a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求是学刊》第1期。
张锦池 1990b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考论》，《学术交流》第4期。
郑振铎 1931 《宋人话本》，《中学生》（新年号）。
朱传誉主编 1982 《三藏取经诗话》，台湾天一出版社。
【附记】承博士生姚伟嘉和童岭帮助翻译日文文献，南京大学中日文化交流中心赵仲明先生校改译文，博士生刘君敬协助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如有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原载《语言研究》2010年第4期）
【注释】
[1]包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以下简称“《取经记》”），因为两书内容完全相同。下文除非特别说明，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通常都兼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2]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十七则”条（矶部彰撰稿）亦标作“（北宋）佚名撰”，并云：“该书撰者不详，据推测书成于北宋末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40页。
[3]维辉按，原文作“清泠桥西”。
[4]维辉按，当作“卷十三”。
[5]维辉按，原文作“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
[6]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附录一“王国维跋”，对这两段引文的断句和标点多有不妥，今已核对《梦粱录》原书加以改正。
[7]罗振玉曾于丙辰（1916年）九月和十月分别影印出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并各作一短跋。在《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的跋中曾指出：“书中‘驚’字作‘
’，‘敬’字缺末笔，则此亦宋椠也。”
[8]正如太田辰夫所说：“鲁迅怀疑诗话的版本并不是出自元代，甚至还怀疑其内容也不是成立于元代。不过，并没有证据将诗话看作元代的东西。”（《大仓文化财团藏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太田辰夫“补说”，第157—158页）
[9]维辉按，当作“明惠”。
[10]德富苏峰《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1926年11月14日东京《国民新闻》，中译文见鲁迅（1927）。《大仓文化财团藏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矶部彰“解题”曾予以引述，见该书第180页。
[11]参看《大仓文化财团藏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太田辰夫的“补说”，第157—158页；矶部彰的“解题”，第183—184页。
[12]原注：《梦粱录》作者吴自牧自序落款为“甲戌岁”，应系元惠宗元统二年，即1334年。若视作1274年，则当宋度宗咸淳十年，宋尚未亡，与《梦粱录》书名不合。参看清人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梦粱录跋》（《梦粱录》附录）。
[13]原注：奥田勋《高山寺经藏古目录研究》（《宇都宫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6号第1 部，一九七五年）和高山寺资料丛书第十四册《高山寺经藏古目录》（东京大学出版会刊，一九八五年）都收有以上目录的解说。参见奥田勋《高山寺经藏古目录研究》及《（解说）高山寺圣教目录》。
[14]参看《大仓文化财团藏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矶部彰“解题”部分，第236页。
[15]参看《大仓文化财团藏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矶部彰“解题”部分，第235页。
[16]参看《大仓文化财团藏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矶部彰“解题”部分，第236页。
[17]参看《大仓文化财团藏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矶部彰“解题”部分，第184页。原注：长泽规矩也著《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原刊《书志学》第十三卷第六号，一九三九年；后收录于《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五卷，汲古书院，一九八五年。
[18]参看《大仓文化财团藏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矶部彰“解题”部分，第187页。原注：太田辰夫《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考》，文载《神户外大论丛》第十七卷第一、二、三合并号，一九六六年。
[19]参看汪维辉《从词汇史看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四辑，巴蜀书社2000、2001年版。又收入《汉语词汇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0]据笔者浅见所及，矶部彰为《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所撰写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十七则”条长文，已把有关《诗话》和《取经记》的研究成果详尽地介绍给了中国读者（第40—42页），不过似乎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