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论断

太田先生持论通达平允，审慎严谨，他做出的论断大都是确不可易的。比如《文法》第236页说：“用‘对’‘对于’‘关于’表示关连的用法是很新的，找不出清代以前和清代的用例。”这一结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吴玉芝（2016）通过查检大量清末民初的材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太田先生这一论断的一部分：介词“关于”20世纪以前未见于汉语文献，它最早出现在1902年于日本刊行的《新小说》《新民丛报》中，是受日语影响“移植”仿造而来的一个词。又如《〈老乞大〉的语言》末尾说：“不管怎么样，《老乞大》的原本是用比现本更特殊的语言写的，这从《集览》，单字解是可以想象到的。”（《通考》第181页）1998年在韩国发现的古本《老乞大》，证实了太田先生的这一推断完全正确。

太田先生的汉语史分期意见值得重视，其中有些见解十分精辟，比如：“后汉作为第四期（即中古，魏晋南北朝—引者）的先驱，也可以归在第四期里。第四期是古代汉语发生质变的时期，可以说是向下面将要到来的白话时代的过渡期。”（《通考》第2页）^[8]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汉语史学界主流的分期意见正是如此，即把“东汉—隋”看作“中古汉语”。

这并不是说太田先生的所有论断都是正确无误的，大概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要想改写他的结论，并非轻而易举。举个简单的例子：《通考》第31页说：“（欲）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相当于‘要’，但中古这个意思的‘要’尚未使用。”^[9]《文法》第189页说：“‘要’作为表示必要或意愿的助动词这种用法，从唐代能见到。”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有人说这个“要”中古已经产生，举《世说新语·文学》“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等为例，显然是误解了原意，语感不及太田先生。